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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這時,我已預感到又要把我們這些「專政對象」拿來當「活靶子」當替罪羊了。果然,1968年7月10日,學校造反派「兵團」勒令我和一些人立即去兵團報導,這是「文革」以來,我第三次被揪出來當「草人」使用。
第二天,王懷壽一臉嚴肅向大家宣佈了一椿令所有人振奮的特大好消息:國慶節前由金校長親自率領的工作組,將來叢林檢查一年半以來對右派的思想改造工作。學校將根據在座的人所表現的好壞,考慮給接受改造的人摘掉帽子。
8月1日,天剛亮,突然從河運校方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流彈從空中掠過,我校的造反派立即開槍還擊,刹那間槍聲大作,戰鬥打響了!
這的確是一場觸動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所有人的靈魂都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無遺。
所謂「奪權」,十分荒唐。比如:我們的主管局——重慶市勞動局,被一個外號叫「豬八戒」的彭玉元(工人)奪了權——他聯絡了一些造反派奪了勞動局的權。
這場「文化大革命」在根本原因,是上層的權力鬥爭,群眾只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聯想到57年上當受騙,被愚弄的教訓,因此我決心「絕不亂說亂動」,甘心當個「死老虎」。
隨著以後形勢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醒悟,我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崇拜由此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看透了這一切,這些都是毛澤東為了打倒他的政敵劉少奇所謂的偉大「戰略部署」…
血紀(49)
洗練場僅用了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我們這支勞動突擊隊接受了運送鐵礦石的任務,轉戰在通往煉鐵廠的馬路上。
沒有經歷過那個「階級鬥爭」年代、沒有挨過整的人很難體會到當階級鬥爭「草人」的滋味:先以階級鬥爭為名把人冤枉打入地獄,然後絕不准你喊冤叫屈,叫你永遠不得翻案。
有一天,天下著大雨,白果山已無法上去,王懷壽決定扎雨班,同時派了四個人把郵件和報紙從南坪取回來。上午十點鐘左右,值班人發現臨時保管室的門關著,聽見派去南坪的四個人正小聲說話,側耳聽到說話的人楊治邦。
花工李見喜同志(所謂有「歷史問題」,文革初被揪出當「牛鬼」,後被辭退)是位約50多歲的老頭,為人忠厚。我主動幫他擔水、挖坑、栽花栽樹,有時彼此吹點「龍門陣」,十分相投。
我將要離開時,老漢走出門外,揀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繩,然後把挫好的草繩,套在腳跟上撓結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腳板上,護定我的腳跟踝骨,踏下腳覺得挺輕快。他告訴我:「這叫腳碼子,山裡人是從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隨便在那個草樹上,挽上這腳碼,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們結婚時,她娘家和親友無一人上門,不過她老母親心痛女兒,力排眾議,同意我們兩個的婚事。我們結婚那天,她老人家獨自一人,從她二姐家來,跟著我倆一起去南溫泉玩耍了三天,這給了我倆極大的精神安慰。
當時我們實在沒有興趣關注這些「設備」,我們只顧著吃飯和完成交給的勞動,我們只望著盡早回到學校的一天。
因為「災荒年」已經過去,農場的歷史任務也要結束了。1962年9月20日,聽說學校要招生了,又聽說農場要移交給長壽縣,人心浮動不安。
血紀(45)
我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從界牌農村回到叢林煤礦,第二次回到這裡,第一景像是人流如海,熱鬧非凡。在那狹窄的叢林街旁,佈滿了臨時搭起的蓬帳,裡面擠住著從重慶、南桐各地調集來的「煉鋼大軍」。
1962年6月1日,在農場勞動的兩位教師以有「歷史反革命」問題被退職。聽說當時他們要求寧願當工人,也不願退職,但遭到拒絕。
按中國民俗,三十晚上是要通宵守歲的,所以我們大家都不準備睡覺。王大爺的精神特別好。也許,今晚上這熱鬧的氣氛打破了他長期獨居的沉悶,看得出他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老式農民,兩杯白乾下肚,便打開了話匣
她的希望完全破滅了。一個帶著小孩的「右派」分子的老婆,如何承受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壓力呢?最後,她的精神徹底被壓垮了。
根據高產這個方針,界牌公社選定了一百畝小春高產試驗田,按照公社幹部計算,只要認真執行「精耕細作,稀秧密植」就可以至少達到畝產五千斤水平,算下來比往年五千畝面積的小春播種總收成還要高。
過年了,大家紛紛下山回家去和親人團聚了。場裏指定幾個人留守,等年過了後再回家。我無家可歸,留在山上。我無法擺脫內心的孤獨悲傷,謝絕了他的好意。
公共食堂成了界牌公社和附近近百戶農家生活、聚會、「學習」的中心場所,懸掛在大樑上的兩個麥克風,每到吃飯時就會播出南桐礦區的廣播。學生時代,我們習慣了新聞傳播的「單音調」。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人的思想意識由黨的意向支配著,既然黨組織承認我「改造好」了,那麼他們也就敢和我接近了,但是總是不大自然,好像有一條無形的界線似的。
下農村的第一堂課,歷時四個月下課了,同趙氏父子相處得不錯,遠不像我初來所想像得那麼可怕,相互之間雖說不上相敬如賓,可還算按「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相處。比起在學校同班上的同學相處,反而覺得融洽多了。
我很感歎,人與人原本應當親善相處,正如陳鸞鳴所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為什麼毛澤東偏偏強調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煽起群眾鬥群眾相互殘殺?
界牌公社成立那一天,下午我們很早就收工。趙隊長集合起參加慶典的代表,天剛黑,就到達了界牌祠堂。入夜,界牌祠堂的寬大院子裡燈火通明,靠殿堂那台階搭起了臨時的主席台,正中橫幅上寫著:「界牌人民公社成立大會」
此時我的內心憤怒、悲痛、羞辱、屈從、無可奈何的交織在一起,痛苦極了。但是,為了生存,我在他面前不敢流露絲毫的冤屈和憤怒的表情,相反還要裝出一付「改造好了」的樣子。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是毛澤東的愛好,他要成為中國百姓的太陽,豈能不時時發光?趙凡把界牌聯社下發給他的所有文件都抱出來了,他說他因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所以雖然聯社要求他向社員們全文宣讀,但他從來沒有讀過。
這些病號都是在前段時期大批餓死、累死中的倖存者。好在這時勞動強度減輕了,不再像1958、1959、1960年「大躍進」放「衛星」那樣不管人的死活,連牛馬都不如地糟蹋了。
水腫病終於開始蔓延起來。趙家的自留地已經跟不上三個人的需要,最高產的牛皮菜已經砍得差不多了,新種上的白菜還只有健子那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