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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看那很狹窄的店面裡,懸掛的竟是一些洗淨了的補巴衣服!這使我注意到了街上行人們的衣著,與三年前的解放服和中山裝為主體的衣著沒什麼區別,色彩依然的藍、灰、白,三種流行色。
1960年10月份,我結束了兩年多的「右派改造」生活和八個月的監獄生活,彷彿一直在一場漫長惡夢中跋涉。我的煉獄還剛剛開始,我將去的地方,是一所更殘酷的人間地獄。
這年夏天,我在這裡看到了趙凡,我倆在放風時相對凝視良久,那晚又勾起了我對趙家灣的回憶,很想找機會問他,怎麼也落到我這個地步。但沒找到這機會。
我在石板坡看守所經過了十五天,雙手才能握筆寫字。提審員將我傳去的第一門「功課」就是寫出材料,交待我寫的「反動文章」。我知道,這是認定我「反革命罪」的第二道程序,實際上就是「終審程序」。
有一天下午,民警送進來一個看上去年齡與我相近的年輕人,第一次打破了十來天的平靜。進來時,他的臉蠟黃而沮喪,被反銬著手,身上到處沾著血跡,看來是一個剛剛抓住,臨時關到這兒來的犯人。
同南桐看守所的農夫們擺談豬身上的哪一處最肥,以解饞為目的的精神牙祭完全相同。這房裡的四位人物成天交流的仍是以解饞為目的的「食文化」,這仍是人處在飢餓中的一種生理本能的反應,似乎與身份、素質不大相關。
在這種當局嚴密監視的監房內,喊冤訴苦不但喚不起任何同監人的同情,反而會遭致意外的麻煩。況且我手上傷得那麼重,拿東西都感到困難,不願因自己語言的疏忽而帶來新的折磨。
這一篇寫成,還保留了一個幼稚的青年學生對中共當局的幻想。作為被動客體,作為跪在庭下受審的「罪人」除了呼冤,並寄希望中共領導能體察民情,糾正「錯誤」,就別無奢求了。
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的頌歌,離開了「作假」便唱不下去的,不過,這假也實在太離譜,那老天爺也真怪,從夏初開始便把暴雨沒頭沒腦的往南方河流交錯的沃土上狂瀉,使那裡水汪一片,莊稼蕩然無存。
當我們目送著這一老兩小的身影消失在這山林叢中以後,大家已無心言語,快快的收拾完最後一塊田,丁管教下令收工,此刻,他的心情如何?從他的不吭一聲便知一二。人心都是肉長成的,就是他的家未免能避此劫難。
人生有幾個22年?此時我已51歲,兩鬢斑白矣!不過,我算是幸運的,我活著看到了冤案的昭雪,許多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沒有等到這一天。
丁管教把所有的人分成四個大組,每組占一塊田,十個人一字排開,一邊像攔河裡的魚似的搜索著前進,在草堆裡割下那稀稀拉拉的麥草,正因為是「尋找」,不會蹲下來使出騎馬樁刷刷的割,倒像是排著隊散步似的同那些麥稈捉迷藏。
上午黨總支大會通過對我們三人57年的「右派」問題的決議,我們的「右派」是錯案,決定改正平反。他說,黨總支已電話報告了機械局,待春節以後向局補辦審批手續。
五月中旬,接連下了好幾天雨,天氣轉晴以後,有一天,丁管教挨著監房的次序點名完畢,卻沒有像往常那樣將人關進監舍,在背後的操場壩洗水池放風盥洗後,他手裡拿著點名冊,宣佈凡點到的人,馬上到籃球場集合。
在漫長的21年中,在被打成「右派」的千千萬萬人中,有不少人餓死、累死、自殺、被整死、有的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但我終於活出來了!
現在319站在監舍中間,頸項己經掛上一對早已準備好的鐵桶,每個桶裡裝著四塊磚頭,鐵桶一掛上,年輕人的背立刻彎下。
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用「階級鬥爭」搞「政治運動」來治國,致使千千萬萬無辜者慘遭專政鎮壓,他們的親屬也遭到株連迫害。甚至把劉少奇也打成「階級敵人」被活活整死……毛用暴力治國(馬克思加秦始皇)是不得人心的。
第二天,王管教特別的把監規印成了許多份,每一個監舍一張,貼在監舍的門上,規定吃完早飯以後,由組長領讀三遍。對那些繁冗的條款我已經忘記,唯獨其中兩條至今還記得:一條是不准談監外的事,一條是不准相互交談案情。
在我心目中的毛澤東早已不1956年「八大」以前的那個毛澤東了。如果1957年還沒有看透他,那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人們應當看清楚了。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把整個國家弄到崩潰的邊緣,也是他的政治品德,思想靈魂的徹底大暴露之時,他已經成了國家和人民的罪人!
突然一聲鐵門的響動,幻影立即消逝。監房盡頭的大門打開了,整個過道裡頓時躁動起來,過道兩旁的監舍裡傳出像一群關在籠子裡的動物發出的躥動聲,我們監舍的五個犯人也一齊站了起來。
我想:難道千百萬革命烈士的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就是今天這個「秦皇封建社會」嗎?我暗暗驚喜,人民是不可欺的,「物極必反」,我要咬緊牙關,等到「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的那天到來。
血紀(55)
到了此時,我才有一種被人拋棄的感覺,心中再次泛起一陣悲哀,又過了二十分鐘,我曾在逮捕楊治邦的大會上認識的丁戶籍,把我叫到辦公室門口,對我全身上下來了個徹底搜查。
不久,「批林整風」運動到來,階級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原來的那些「牛鬼蛇神」根據政治需要一夜之間也變成了「林彪的社會基礎」,當然包括我也在內。
1960年1月26日下午兩點鐘,魯召叫我將行李收拾好,同他一起坐上了一輛公共汽車。來不及同朝夕相處的夥伴告別,他們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我上車,也不知該向我作怎樣的表態,因為實在不知道,這是臨時的調動或是分批離開南桐。
這是我被打成「右派」12年後,第一次大膽地傾吐我的冤案,多年來我被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整怕了,我對黨產生了一些疑問…
兩個已在白天出焦時耗盡了體力的年青人,抬著滿筐煤炭,在昏暗不明的練焦場高一腳低一腳踉踉蹌蹌前進,稍不留神,兩人中只要有一人被路上的一塊石頭絆倒,那麼兩個人就會連帶那滿筐煤炭,跌倒在路上,最輕也要擦破表皮,跌傷韌帶。
這時候各種各樣的人的靈魂,都徹底暴露無遺,利用「階級鬥爭」踏著別人的鮮血往上爬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趁機報仇者有之;為了保護自己,把別人當作犧牲品者有之…
我們心裡發慌,又累又渴,滿身的毛細孔已被焦碳的灰塵粉末堵死,除了眼睛還能吃力的眨動,一身像被捆住一般,也罷,休息一下再作計議。
這時,對「牛鬼」的「專政」更加嚴厲了,他們規定「牛鬼們」,每天早、中、晚三次要向毛主席的掛像前排隊「請罪」。
國慶節過後,不知道是出於王懷壽進一步收縮監視圈,以加強管理,還是出自叢林煤礦的某一管理人員的建議,我們全體「右派」集中到煉焦場從事專門的出焦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