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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真想不到「勞改」連自己照像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更想不到這麼一件「鎧甲」,竟被當成了勞改標緻惹出麻煩來,也罷,比起『破帽遮顏過鬧市』來,我雖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著這「萬巴衣」游一下鹽源街頭!
這閉門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向門內窺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鄉村醫院麼?裡面的過道上穿梭著赤腳的普通農民病員。
他們為此專門找來新華詞典,按照那些詞的字面解釋,一面按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點逐一分析,把亡羊補牢說成是我想待機逃出牢房,把「負荊請罪」說成拿起杖棍毀滅罪證,牛頭不對馬嘴的解釋以後,還要責令母親作出解釋。
這便是一個在遭到家破人亡後的母親,同闊別十五年沉淪監獄的唯一兒子寫的第一封信,那中間被壓仰得喘不過氣來的辛酸,只能『領會』。
從1966年文革以來,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托過希望的,她年青時代的老師和同學們,突然好像從大陸這片海裳葉上消失了,從此再沒人給她寫信,使她隱約感到,當年學生時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難保。
對親人長年的眷念,像一杯永遠無法喝盡的苦水。屈指算來,我已「三十五歲」了。先前還是一個稚氣的孩子,十五年已變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頭。
後來,又把張劍波劃在隱藏在共產黨內的蛻化變質份子,悄悄把這個「模範」黨員辦公室裡懸掛的「無產階級忠忱衛士」錦旗摘了下來。拒不介紹這個兇惡的殺人犯的犯罪事實。但內江他的老家,老百姓早已將這起兇殺案沸沸揚揚的「傳開了」。
林彪事件以後,「殺一小批」的嚴打運動暫時停了下來,以此為專職的張劍波也開始閒起來了,他便借這個機會向鹽源農場的管教科請了兩個月「探親假」,心裡盤算著怎麼來解決他的婚姻煩惱
這種「小秋收」 也給長期關押獄中的男奴隸,一次接觸異性的機會,跟在奴隸們身後的幹部家屬,本來就是一群從農村裡來的女人,平時他們被監獄的隔牆所阻,在嚴密監視下沒有和囚奴接觸的機會。
徐老大沒有料到,這些被搜去背兜的女人並沒離開,而是守在徐老大的歸途必經的過道口,等收工後,趁他只有一個人回隊時,十幾名婦女便攔住了他的歸路,向他索要被「沒收」的背兜,他們拿著棍棒,捏著石頭塊,如果不是看山人及時趕到,徐老大定會遭到她們一頓暴打。
這夏守愚,之所以一直處在比六隊任何囚奴特殊的環境裡,就因為他像一條狗一樣監視著蔬菜組的犯人,同時他能準確地領會隊長交給他的特殊差事。
六隊的最高行政長官徐世奎,最懂得他的身份和如何扮演在這種特權群體中的角色。他非常明白,他只能在中國專制下所規定的權限範圍內,才能取得歸於自己的那份待遇。
林彪公開叛逃這件事,給這裡平時張牙舞抓的老管們,似乎下了一劑猛烈的退火劑,猖厥一時的打人風收斂了,那套隨時可嘗老管飽拳的繁鎖報告制度,也無聲無息的取消了。
我很困惑,雲的內心到底是怎樣的?她的信仰到底是怎樣的?什麼都為人著想,而且還一直都那麼快樂,那個「真善忍」到底具有什麼力量,把雲變得如此純真完美?
這種裝糊塗,恐怕是獄吏的普遍態度。像林彪事件這樣的大事連一般的中國人都看得出來,這位下層「獄吏」豈有不懂的?既然懂了而故意裝糊塗,是因為怕惹禍上身?
雲說:「但是那都過去了,這是現實,人不能不對現實負責而為所欲為,你的初戀女友如果對你有什麼要求,或者你對她有什麼過分舉動,會傷害你的妻子。」
何慶雲在組織農六隊的政治學習時,面對劉順森等人提出的問題,掩飾不了他的迷惘和無知,好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給他空虛的腦瓜裡墊了底。
這是個冷漠的時代,只要自己的行李擺放好了,安全了,誰會去管別人怎樣。我冷眼看著雲氣喘吁吁的擦著汗,微笑著請大家幫忙給她行李騰個位置,誰也沒有反應,最後,她的行李被塞到了臥鋪的床下——一個最不安全的地方。她笑了笑,跟大家說了聲「謝謝」…
另一個被殺的人劉志和,更令人驚歎,當局把一個精神失常的人也推上了斷頭台。劉志和捕前原系重慶的一個街道派出所所長。
同全國各地的監獄和勞改隊一樣,鹽源農牧場接連召開了好幾次「殺一小批」的宣判大會。就刑的人有越獄者,有外逃的拒捕者,有企圖越出國境線的人,有斥罵專制魔頭的政治犯,也有純屬為了湊數的莫名其妙受害者。
面對著這個膽怯的「法官」,陳力從容地回答道:「我感到遺憾的是,當年美國人的大炮沒有置於我死地,而今我卻死在我曾誓死保衛的共產黨人手裡。」
陳力的文章沒有任何的溫情和幻想,而是直抒胸懷,痛斥毛澤東,斥其禍國殃民,痛快淋漓。他在獄中寫下的五十萬字,每一個字都是射向獨裁統治的一顆子彈,每篇文章都是一柄直刺獨夫民賊的利劍。
陳力在1957年的在大嗚大放中,發表他對工廠管理的見解,在鳴放會上斥責他的頂頭上司,說他是一個飽食終日無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廠管理。
1969年的「嚴打鬥爭」,是瘋狂的文革屠殺達到高潮。鹽源農牧場的許多政治犯,在這場殘酷的殺人運動中先後被殺。
我在獄中看到老管們的私刑毆打、捆綁、罰站是經常的,但第一次見到連泥帶蘿蔔蔭罰吃的懲罰。張華富遲疑了起來,那士兵便吼起來:「你不是要吃蘿蔔嗎?現在我就看你把它吃下去!」他獰笑著。
七十年代後期,沾著收穫的季節,當局一方面為了維持高強度勞動定額的順利貫徹,一方面處理那些無法進倉的嫩包穀,同甘洛當年情況一樣,按三斤折算一斤大米辦法,利用晚間大家收割完畢,圍在壩子裡把這些嫩包穀子從它的胡上抹下來,連夜的在廚房裡磨成槳。
監舍盡頭的廁所角落,是選定的最佳地點,這裡雖然臭氣逼人,但一來這可以遮風避雨,且這個地方距離崗樓最遠,被長長的監房擋住了老管的視線,不容易為士兵所發覺。
但他真像一個不怕開水燙的死豬,隨你怎麼整他,他都會用同樣一句話來回答整他的人:「放我回家!」。
曹季賢本人既沒有想去看病,也不知道在這樣險惡環境下如何保護自己,他那失常的大腦裡只有一個單純而簡單的想法:「放我回家。」
那些枯乾稿桿燃起的大火,最多持續不過十分鐘,就像安徒生童話裡賣火柴的小女孩,點燃一匣火柴一樣,眼前並沒有出現聖誕節的肥鵝和衣帽就熄滅了,十來分鐘留下了一堆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