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 二零零八一開年，一家出版社編輯就來函邀約我為《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最新中文譯本寫導讀，我不假思索欣然應允，只因這是一本建立或扭正世人對「政府」和「個人」所應扮演角色的重要通俗性書本。
在自由民主社會裏，如何對「政策買票」作正確判斷，本書提供選民冷靜、理性的思考，這時也正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台灣第四屆民選總統的前夕，對台灣人民更是重要。
人人應有「選擇的自由」
這本書早在一九八零年就在美國出版，不旋踵即暢銷全世界，出版第一年賣出四十萬冊精裝本，一九八一年初並印行普及版，且被譯成十二種外國文字，台灣在一九八二年也有中譯本。該書是全球知名的自由經濟大師、被尊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密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其夫人蘿絲（Rose）共同著作的，係根據他倆在美國公共電視臺同名節目內容改寫成的。生動、鮮活地以實例闡明市場威力的強大，以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弊害，並喚醒個人認清「個人的責任」，以及人人擁有「選擇的自由」之重要性。
無疑地，一提到弗利曼，世人的第一印象也許只是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死硬派學者，以及芝加哥學派的主要領導人。前年底前智利軍政府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去世時，弗利曼的名字也曾一併出現，因他當過皮諾契特經濟顧問，協助智利從事經濟改革，褒貶互見。對於我來說，除了這種一般印象外，至少還有下面幾項鮮明事件立即映在我的腦際。
有名的「背影」雙人照
其一，在全球經濟學界有一張非常出名的「背影」雙人照，它是在古色古香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園拍的，照片中的兩位主角應該是全球經濟學界最高和最矮的兩個身高極端對比人物。這兩位都是頂尖世界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的是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一九八二年得獎，一九九一年去世），矮的當然是弗利曼了。
這張照片有這樣的解讀：兩位大師邊走邊談，高者看地上，矮者向前直視，盯著地上看的突然說：「地上有一百塊。」平視者回答說：「不可能！在人來人往的路上，怎可能有掉落的錢？若有，也早被人家撿走了。」
這個故事當然是穿鑿附會的，是有心人諷刺經濟學「重視假設」、「不實際」、「不食人間煙火」等等的說詞。不過，這也正好烘托出這張照片的知名度。對這張照片感興趣者可在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史蒂格勒自傳》中找到，照片下還有史蒂格勒幽默的眉批呢！
被鬧場的諾貝爾獎大典
其二，在一九七六年以前，應該說迄今為止，每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頒獎的大典，幾乎都平靜無波（雖然有保羅紐曼主演的電影《獎》描述一段有關諾貝爾獎的陰謀故事，但那應是戲劇杜撰的），唯有一九七六年例外，主角就是弗利曼。該年當得獎名單揭曉，反對和抗議弗利曼獲獎的聲音就不斷出現，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為例，內容是：「儘管弗利曼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會他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之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了王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弗利曼的得獎資格。……」
除了有這種書信抗議外，頒獎那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創下截至該年為止，共七十五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受到破壞的先例。雖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議，弗利曼仍堅持其藉機轉變獨裁者理念的作法，繼續充當各國政要的諮詢顧問，最有名的就是與中共經改初期的關鍵人物趙紫陽之交往。
為何弗利曼敢於甘犯眾怒，冒著「為虎作倀」的罪名持續幫軍事獨裁者擬定經改政策，相信讀者渴望由其本人口中得到答案。那麼，可在弗利曼夫婦倆一九九八年出版、以對話式撰寫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第二十四、二十六兩章看到，弗利曼夫婦對該事件的始末，有詳細的記載和辯解。
揭穿凱因斯理論弊害的先知
其三，個兒小但辯才十分犀利的弗利曼，挾著重述貨幣數量說成為「重貨幣學派」開山始祖，高舉「凱因斯革命的反革命」大旗，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與海勒（W.Heller）大辯論，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一段時間與薩繆爾遜（P.A.Samuelson，凱因斯學派最主要大將，一九七零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紙上論戰，被薩繆爾遜稱為「經濟學界的鰻魚」。
這個稱謂鮮活地點出弗利曼的觀點在當時屬於少數，但卻頗富攻擊力，有如遠洋漁業捕魚者，為了維持所捕獲魚群的新鮮，必須放入幾條鰻魚與魚群相鬥。而弗利曼這隻全球經濟學界典型鰻魚，在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掀起漫天風雲，自由化受挫、政府管制再度抬頭的當兒，以八十七歲高齡為文、演說，極力抵擋逆流，力挽狂瀾的精神，甚至主張廢掉國際貨幣基金（IMF），這種勇氣不是肅然起敬就可形容的了。
基本經濟學理簡單但難真懂
其四，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弗利曼應美國三一大學之邀，講述其「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結尾時如此說：「……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他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我相信絕大多數世人對這種說法費解，甚至於經濟學界中人也有不少人不同意。
不過，弗利曼應該不是信口開河，也絕非玩笑話，一定是其大半生的深切感受。
「弗利曼現象」其來有自
其五，世界級的華裔著名產權學者張五常教授，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晚，於香港演藝學院的歌劇院介紹弗利曼時，劈頭就說：「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愛麗絲的世界中：他們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來的地方。作為其中之一人，我當時照例工作至深夜。一天，已是凌晨，我帶著疲憊之身躺在床上，無意間見到隔鄰大廈的頂樓，有一個房間的燈光還在亮著。此後很多個深夜我也見到這孤寂的燈光。後來我知道那燈光是從弗利曼的書房透出來的，就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超級明星的教授，竟然會比一個籍籍無名的新入行的人還用功。」
張五常感慨說，在半個世紀中，弗利曼求知若渴，不獲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就是因為這種毫不鬆懈的精神與天才的結合，才造成了可敬的「弗利曼現象」。這種觀察也可在弗利曼夫婦自傳中的字裏行間得到印證。
其六，弗利曼雖然辯才無礙，但也勇於屈服於真理，此由「寇斯定理」的論辯會最能突顯。話說寇斯（R.Coase,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位經濟學界的優雅隱士，在一九五九年寫了一篇〈傳播委員會〉的論文，寄給《法律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編艾隆．達瑞克特（Aaron Director，弗利曼夫人蘿絲的二哥，法律經濟學創始者之一）雖驚為「天」文，但當時芝加哥大學的眾多經濟學高手都說寇斯的論點錯了。艾隆將所有的反對觀點向寇斯轉達，寇斯堅持己見。這樣書信來往好幾次，最後，艾隆要求文章發表之後，寇斯要讓反對者親自表達觀點。
六零年春天的一個晚上，艾隆邀請了弗利曼、史蒂格勒、哈勃格（A. Harberger，福利經濟學的首要人物）、貝利（M. Bailey，理論高手）、嘉素（R. 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學天才，醫學經濟大創始人）、麥祺（J. McGee，專利權理論的重要人物）、路易斯（G. Lewis，勞工經濟的首要人物）、敏斯（L. Mints，理論高手），加上艾隆及寇斯，經濟學的討論從來沒有那樣多的高手雲集。
這是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聚會。辯論是在艾隆的家裏舉行，飯後大家坐下來，寇斯問：「假若一間工廠，因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抽稅或其他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預──但寇斯說：「錯了！」跟著而來的爭論長達三個小時，結果是寇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後，當時的在場者各有不同的觀感。史蒂格勒說：「那天沒有用錄音機，是日後經濟史上的一個大損失。爭論到半途，密爾頓（弗利曼）突然站起來，舌戰如開槍亂掃，槍彈橫飛之後，所有的人都倒下來，仍然站著的就只有寇斯一個人。」嘉素說：「經過那一個晚上後，我知道寇斯是本世紀對經濟制度認識得最深入的人。」麥祺說：「當夜是英國的光榮。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了整個芝加哥經濟學派。當夜闌人靜，我們離開艾隆的家時，互相對望，難以置信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剛才是為歷史作證。」
寇斯本人呢？他說：「當夜我堅持己見，因為怎樣也不曾想到我可能會錯，但眼見那麼多高手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利曼半途殺出，他的分析清楚絕倫，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無憂了。」（以上敘述引自張五常《憑闌集》）
有一次，弗利曼在機場巧遇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本要到一家大學演講批判寇斯的說法，但在與弗利曼短暫同機受教後，竟立即將講題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成如何了解寇斯定理。
平易近人、笑口常開
其七，也是張五常的記述，是在張五常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背影〉這篇其描述陪伴弗利曼夫婦訪問中國所見所聞的文章。該文特別突顯弗利曼平易近人、笑口常開，即使走在爛泥路上，也若無其事欣然而過。而弗利曼夫人蘿絲使用中國落後模式的廁所，竟然面不改容。
最令張教授感動的是，兩老在火車月臺趕車時，堅持分工合作提笨重行李，而弗利曼還曾動過兩次心臟手術呢！無怪乎張五常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見到這兩夫婦的背影、短短的身材彷彿變得愈來愈高，一時之間竟辛酸想起朱自清那篇曾被編入中小學教科書，名為「背影」的精采好文章。
生活精彩的這一家人
弗利曼的太太蘿絲也是經濟學者，而且是芝加哥學派創始大老奈特（F.Knight）的嫡傳弟子，長期當其研究助理和助教。弗利曼夫婦有一雙兒女，兒子大衛 ‧弗利曼（David Friedman）頗有名氣，在提倡「自由」方面，比起爸媽來更有過之，其激進程度，甚至認為他的父親還不夠格稱為自由主義者呢！而女兒珍妮（Janet Friedman）是執業律師。
弗利曼這一家人著實精彩異常，而這對夫婦的一生橫跨的時期又是當代世界變化最大的，在他們筆下的敘述正可提供世人更為了解重要變遷歷史的軌跡，特別是他們對世界事務有著深遠的影響，加上兩人都極其純真、不會揚善抑惡，更不可能刻意隱瞞，甚至扭曲史實，因而他們的回憶錄應超越單純的個人境界，的確應是關乎二十世紀歷史思考的巨著，雖然全書厚達八百多頁，但讀起來卻輕鬆寫意，絲毫不覺得其份量重呢！
弗利曼雖已離開塵世，但他留下的重要作品卻可永垂不朽，尤其是《資本主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選擇的自由》這兩本更是愈陳愈香、亙古彌新，而《兩個幸運的人》則是兼具高度歷史價值、別開生面的一本自傳呢！地球人啊！錯過可惜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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