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下）最徹底的否定之後（Ⅰ）
我們同類中的個別人，就是專靠打別人的「小報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這種人為虎作悵，比一些卑劣的隊長、指導員對我們更加兇殘陰毒。在伐木隊被人用謎語「『西廂書柬』——打吾輩中一人名」的張寄，就是這號人物中的一個，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個班長，幾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綁。侯德麟是「胡風骨幹分子」舒蕪的好友，對詩詞頗有研究。有一次，他與軍醫李定國談到毛 主席的一些詩詞，略加評論。比如對《水調歌頭‧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說「這用語有點俗」。這個班長聽到了，立即匯報給一位副指導員。這位副指 導員當晚在全隊面前猛訓了侯德麟一頓：「你比毛主席還多才多藝還高明？簡直是反動立場不改、頑固透頂！！」後來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閃著頭打柴、割麥 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運木頭，總被左看右看不順眼，動輒就挨批，有時候隊領導還發狠要把他綁起來。侯德麟終於忍無可忍地背後發牢騷說：「這哪兒 是改造？我簡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長就是這樣靠犧牲他人去「立功」求賞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鳳祥指導員再次要大家對我繼續進行監督。
怎麼個「監督」法？除了班排長們無事生非地打打「小報告」之外，別人沒法「監督」。
全排數十人，每兩人一盤大鋸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樹段、裝窯、點火、悶炭、出炭、裝炭包，並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車道。除了各自的「鋸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裡才能見上面。
這四面透風的宿舍，是用帶皮的松木、樺木、楊木橫壘而成的。裡面橫釘了一層薄木板，木板上也結了一層厚厚的冰霜。晚上沒有燈，沒有爐子，全靠 兩大溜通鋪之間過道上的幾個土坑裡的炭頭火取暖和「照明」。寫信、補破爛、烤鞋襪、化雪做湯做開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煙熏火燎，極少洗臉擦澡，又整天和 木炭打交道，每個人的臉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臉盆、飯盆。飯盒、拴著弧形粗鐵絲的圓罐頭筒、打個眼拴根繩掛在屁股後的小臉盆（當飯盆用的），等等， 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襯衣襯褲、絨衣絨褲、毛衣毛褲的夾縫裡，都有大批虱子排長隊；亂雞窩一般的頭髮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褲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處 爬。
這時我們每個月的口糧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頓只有兩個小窩頭和小罐頭盒安個木把兒的一杓蘿蔔湯，晚飯是三小杓照見人影兒 的稀湯粥——飯盆一丟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熏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 共產黨員、知識份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奴隸！
奴隸般的精神壓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煩躁，心胸狹隘，似乎人人只關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間的諒解、友愛、體貼、幫 助則越來越少。一些人常常為了芝麻點小事——誰從過道裡進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邊烤火的腳，誰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著睡覺的人夜裡出去撒尿回來時把 自己碰醒了，都會發生一場沒完沒了的爭吵。如果有誰「調皮搗蛋少幹活」（實際是幹不動了），偷了別人的吃食或打了雙份飯，那就成了一些人眼中不可寬恕的 「罪犯」，一哄而起地捆打，辱罵，扣飯，甚至綁到門外的大樹上挨凍，以一洩他們自己胸中無處可洩的怨氣。
本來，北大荒不但春天美，而且冬天也是非常美麗的：矗立的山林武裝著銀盔銀甲，所有的樹木都在寒霧中散發出珠光劍氣。放眼遠眺，到處都是冰 雪的世界。它能使人開闊心胸，拓寬眼界，平添幾分豪爽氣。但是此時此刻，我們誰也沒有欣賞這嚴冬之美的雅興。儘管雪萊早說過：「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 嗎？」可我們覺得我們的春天還很渺茫。笑臉，早就消失了，而且人人似乎都已忘記什麼叫做「笑」了；收工後火堆邊的什麼川菜、粵菜、湘菜、魯菜、淮揚菜及各 地風味小吃的「精神大會餐」，也再不舉行了；過去常常不離口的流放生涯主題歌——《貝加爾湖之歌》，也早就沒人再哼哼了……
這時我和一些好友只能獨善其身，沒有多少精力為一些小事抱打不平了。我本人也得了浮腫病，經常頭暈眼花，腰酸腿痛，還不時拉血。有一次大便，我剛剛站起身還沒來得及繫好褲腰帶，就暈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蓋滿了鮮血的糞便旁，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才沒有被凍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窯裡下料，我在炭窯外的山坡上獨自扛著一段小臉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暈倒，木料壓著我的脖子，使我出不來氣。自己心裏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動，也幸虧被人發現得快，才沒有釀成慘禍。
又一次，往山下拖樹頭，用力過猛，向下跌了個倒栽蔥，跌得滿臉鮮血。別人都回住地吃午飯了，我獨自一人在雪窩中躺了好一會才醒了過來。
此外，為了「搶窯」多出炭，燒壞衣服、燙傷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窯進行急救，那都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被熏倒了。當時我在炭窯中從小小的出炭口向外舉炭，窯外的一位難友把炭接過去，碼到十幾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時，沒有 再見到我在洞口高舉著一根粗木炭的雙手。他叫了一聲「老戴」，也不見有應聲。他知道不妙，連忙扒在洞口向窯裡面一瞧，只見我正倒在窯內還在冒煙的一堆木炭 旁。他急忙向別的窯點大聲呼喚：「老戴暈倒啦，快來搶救啊——」說著，他首先探身下窯，把我向出炭口拖。當他把我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窯點已跑來四五位難 友。其中的一位也鑽進了炭窯，幫助先下到窯內的難友把我架了起來，先把我的腦袋送到窯外，洞外的人再抓著我的兩個胳膊，把我拖了上來。他們把我平放在雪地 上，兩個人往我的臉上使勁地擦雪，另有人進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我甦醒過來。
這一次，若不是同在一個窯的難友發現得早並動作麻利，我也許在昏厥中就離開這個「悲慘世界」了！
儘管如此，我的成績相比之下仍然是不錯的。有一陣，我與楊明合拉一盤鋸。他原籍廣西百色，旅居緬甸多年，並參加了緬甸共產黨。回國後，先在我 們新華社廣東分社和總社華僑廣播部做編輯工作。華僑廣播部獨立為中國新聞社後，他繼續在那裏當編輯。我們這兩個人成了「鋸友」，那還能錯？別的鋸，往往要 一天半到兩三天才能備好一窯木料，我們則一天一窯，有時候三天四窯。從元旦到新年，伙房裡偶爾也做過一點好吃的，我們也堅持不完成當天的定額決不回。有一 次回到住地時，好吃的沒有了，我倆也沒有溫色與怨言。
由此，隋鳳祥指導員改變了對我的看法。他在全排的大會上對大家說：
「黨是相信大家會有進步會改變的。戴煌同志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他這兩個月進步很大，大家應該向他學習！」
這不禁使我心頭一動。自從王震將軍帶了個好頭，農場幹部對我們叫了一陣「同志」後，早就沒人再叫我們「同志」了。隋鳳祥指導員今天突然稱我這 個被最徹底否定過的人為「同志」，而且是由「大家監督」改為「大家學習」，這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是「兩個月河東，兩個月河西』了。這是好 兆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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