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8日訊】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和宣傳中，一直視蔣介石為一個堅定的「反共」份子，認為其為了消滅中共，「不顧民族大義，不去抗日」，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也一向為中共所批判。事實上，正因為蔣介石對共產黨有著清醒的認識，才使得他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為了中華民族真正的安寧，選擇先消滅國內中共的叛亂，然後再全力以赴對待外侮。可惜，歷史的安排沒有讓他實現這一目標，而最終使中共掌握政權，并開始禍亂中華。
關於蔣介石反共思想的形成，大概應該追溯到1923年他的蘇俄之旅。當時孫中山在聯俄容共後，派蔣介石去蘇聯考察革命成功後的黨的體制以及政治和軍事組織狀況。當年9月2日，蔣和三個助手來到了莫斯科。11月29離開了蘇聯，12月25日回到上海。蔣對他在蘇聯看到的蘇聯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滿。蔣介石寫道：「我很快就察覺出蘇聯社會各部門及蘇聯共產黨內存在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激烈鬥爭。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這是我出訪蘇聯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一直待在國內，我們恐怕永遠不會發現這些。」
還有一個原因使蔣介石失望和不滿的是，在莫斯科時，他試圖與蘇俄解決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尤其是外蒙古問題。但是，只要蔣一提起這個問題，蘇聯人就毫不妥協。而事實上，在蘇俄的幫助下，早在1919年7月就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蘇聯會放棄對它的控制。蔣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這些都寫了出來。
蔣介石回到上海後，將所見所聞向孫中山做了匯報，但孫中山并沒有聽從蔣的建議，繼續允許中共在國民黨內發展。1924年3月14日，蔣給一個國民黨高級官員發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蘇聯共產黨不值得相信，并且他在蘇聯遇到的黨員，對於孫先生只有詆譭與懷疑。」他認為：「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於共產黨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所以在以後的政治鬥爭中蔣始終把反共放在重要的位置。
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憑藉其出色的軍事才能，贏得了兩次東征的勝利，從而成為國民黨的領袖之一。此時中共在國民黨黨內的發展不斷壯大，許多國民黨內的重要職務為中共黨員擔當。中共「借殼壯大」的策略初見成效。對此，蔣介石也著充分的認識。
1926年，蔣介石為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權力的擴張，於三月下旬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具體措施主要有：國民黨內的另一黨黨員，禁止批評領袖和三民主義；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年長的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黨員在中央，省或市的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也不得擔任中央機構各部的部長；另一黨給它在國民黨內的黨員的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它轉交，國民黨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違反這些條件的人將被立刻開除出黨。整理黨務的結果是國民黨奪回了相當的權力，國民黨更加集中化，并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則被迫放棄了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書記處等部門的重要職務。蔣介石開始著力於北伐。
在蘇俄和中共的反對聲中，北伐軍開始出征，并取得了節節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讓中共惶恐不安，他們為了阻礙、破壞北伐，策劃了許多工人罷工、農民起義，并與國民黨內的親俄親共派利用蔣介石在外統帥的時機，在武漢發動了一場政變。在隨後召開的會議上通過決議，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為「新軍閥和新右派」，并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中共的種種惡劣行為，使從未相信其并早有反共思想的蔣介石下了「清黨」的決心。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軍隊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時逮捕、處死了一些中共黨員。在廣州，國民黨也展開了清洗。大批中共黨員和激進份子被捕，三百多人被處死。這就是中共歷史教科書中所謂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隨後，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認清中共面目的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也下令分共和清黨。但是，中共并沒有安心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這一合法政權，而是在蘇俄授意下，發動了一系列武裝暴動，比如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後來，中共的暴亂在政府軍的圍剿下相繼失敗。中共不得不逃亡至邊遠的山區，繼續發展自己的勢力。
此時，初建中華南京民國政府的蔣介石面臨著艱難的時勢：內有中共的暴亂和在地方的發展勢力，以及地方軍閥的存在；外有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以及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慾動。蔣介石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鑒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并於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首次公開提出了「安內攘外」的思想。
在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1931年11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并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在國家民族面對外侮的情況下，國民黨內紛爭熄滅，廣東叛亂也漸平，而只有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叛亂，并且勢力已然擴大到豫、鄂、皖、贛、湘五省。
隨著大部份中國人逐漸明白了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在1932年6月正式宣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并在18日於江西廬山召開的上列五省剿匪會議上，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家內部安定而後能禦敵。由此可知，「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主要是指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中共的卑劣由此可見。
中共歷史書上所謂的「國民黨反動派的五次反革命圍剿」即是指國民黨的五次剿共之役。
事實上，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佈「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十六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而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的戰術成功；此外農村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游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1931年4月1日，歷時六十一天。政府軍失敗，原因同上。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八十二天。政府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份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份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一百二十一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因為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政府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時中共紅軍已經有三十萬人，控制人口五百萬，毛的中央紅軍有八、九萬人。這次圍剿歷時三百六十三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採用德國軍事顧問的「鐵桶計劃」，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游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面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支彈藥也很困難。在國民黨第五次嚴密的圍剿下，中共被迫撤離蘇區，開始了後來被冠以「長征」的逃亡。
僅剩不到萬人的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到陝北後，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但是決心徹底消滅中共的蔣介石，命令駐守在西北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剿共，并親自來到西安督戰。在中共的精心策劃下，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發動了軍事叛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但是具有戲劇性的是，本想殺掉蔣的中共不得不聽命於蘇聯主子的命令，以調停者的身份來見蔣介石，通過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後，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而被中共利用的張學良晚年稱自己「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西安軍事叛變使國民黨「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毀於一旦」，其另一直接的後果是日本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此後，蔣介石率領國民黨開始了艱苦的抗戰，而中共則偏於一隅發展壯大，并最終竊國成功，開始禍亂中華，戕害中華百姓。
內戰失敗後，前往臺灣島的蔣介石始終不忘反共，雖然最終有生之年未能親見中共垮臺，但其對中共危害的預見依然可以警醒世人。事實上，中共為了一己私利，在其建政後的幾十年間，害死的人數至少有6000萬人，而且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和破壞史無前例。如今中國社會道德淪喪，人們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而胡作非為，都是拜中共所賜。中共不倒，中華將無寧日，百姓將無寧日。地下有知的蔣介石肯定是樂見中共走入墳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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