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大紀元3月18日訊】(希望之聲記者蔡紅采訪 齊月報導)中共兩會重頭戲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已做完，其中“三農”問題是熱中之熱、重中之重。目前，從中共高層的講話，到百姓的街頭巷議，無不是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即社會底層的農民是否能真正受惠于“建設新農村”的政策？

所謂“三農”問題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書記李昌平直面農村現實，上書國務院領導的信中提到，“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中國社會才有了“三農”這個詞，“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的合稱。對此，記者采訪了信陽師范學院經濟与管理科學學院張新光教授。 連接收聽

張新光表示：中央和省級財政支農的資金的流失啊，跑冒滴漏的現象比較嚴重。同時這筆資金呢總的數額比較龐大，但是它的使用的去向呢十分的分散，因為中國農村呢地域廣大，現在有2.6億多個農戶了，很分散就象撒胡椒面一樣。如何來加強對這個資金的監管，和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和利用效率，這是一個很急迫的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了中國總理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農民的承諾，文章的標題是：“中國准備提高農村生活水平”。文章說：中國2006年用于農民和農業的支出仍然落后于中央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

中共政權制定了很多要求農民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的政策，卻極少考慮到讓農民共享社會成果。張新光認為：全國都在關注“三農”，但是城鄉差距仍然在擴大。那么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這個農民的商品性收入少，勞動致富的渠道不廣。現在盡管有1.2億，或者說有2億原來的農民可以進城鎮進城市作工經商發展這個二、三產業。但是農村這個3億多勞動力仍然還有1.5到1.8億的勞動力他是沒有活干的，一年中間呢他這個有效勞動時間是很短的，一年十二個月，有的就是干那么兩三個月的活。為什么會出現這么樣的一個情況呢？最根本的還是農村的政策不活。

張新光進一步分析影響農民共享社會成果的因素還有：土地問題，因為農民沒有產權，那么它就限制了土地資源的流動，農民它最大的資本就是土地，它是生產財富的一個物體，那么由于限制的得死啊，它就帶來了其他方面的，比如說農村金融資金的問題。現在農村資金的融通是兩個渠道，一個方面是通過國有銀行的商業貸款，現在農民是貸款，包括分散的農戶和和鄉鎮企業貸款都很困難。第二部分就是農民自有的資金的融通，農民自有的資金的融通一方面就是它沒有載體，所以積累點錢就用于其它方面給它消費掉了。那么急需的一些流通就是少數戶搞高利貸。民間現在据調查統計，有60％貸款資金的來源就是高利貸。那么這就加大了發展生產資本融通的成本，正常的利息就是几厘，但是高利貸呢就是2、3分了，甚至4、5分了。那么隨之而來的就是專業合作經濟的發展了。第四個方面呢技術因素，技術因素現在農村農村技術、農業技術它還是一种官營性質的，它沒有走入市場，所以從整個傳統的生產要素分析，農村的土地，農村的資金，農村的技術都是散的，并且是管得很死，不能夠重新的組合或者說是优化配置，所以現在在農村來發展商品經濟是相當困難的。

《金融時報》的文章說，過去兩三年來中國農村因為土地征用問題使農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暴力糾紛大幅增長，文章引述溫家寶的話說，在很多長期存在的深層矛盾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的情況下，這些新出現的問題不容忽視。

張新光表示：根据官方公布的數字，最近7、8年，十來年中間，全國是減少了一億畝耕地，造成了4、5千万農民的實際失業，失去保障。現在顯現的經濟發達地區，搞工業的這樣整片的占土地。還有城鎮郊區的擴大城市規模的，這個占土地，你像中國的几個名村，華西村啊，還有我們河南的南街村呀，整村就沒有土地了，全部把過去种庄稼的土地呀變成了水泥地了，變成厂房了。前几年重點發展小城鎮，在這個過程中啊，在縣域內這個侵占耕地的現象也比較嚴重。

還有文章指出：土地是農民的命本，是“三農”的載體。土地的根本問題在于它的所有權問題。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能最有效地支配和經營土地。也就是說，只有產權明晰才能使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值与增值。土地的個人所有，在歷史上是經常見到的。就是在現在，它也被很多國家所廣泛采用。 2002年，俄羅斯通過了《農用土地流通法》，農民不僅對土地擁有所有權，而且土地還可以自由流通和交易。

張新光繼續說道：政府就是利用國家的土地政策漏洞，因為它處于強勢的這樣一個主導的地位，那么農民是處于被動的，弱勢的地位，因為土地的所有權是集體的。那么誰代表集體呢？縣政府也可以代表集體，村委會代表集體，那么縣政府它就更有權威了。這樣在談判過程中，（他們）采取多种的辦法，最終造成了農民的利益受損失了。但是這個土地呢，只要把這個土地證一辦，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了。那么它怎么去高价的出讓啊，拍賣啊，這個收益就是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了，所以這里邊利潤空間啊很大。最近几年就是在中央的一些文件里邊呀，把這個土地也作為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手段。這實際上我認為是不太合适的。但是在中國的現實經濟中間呢，它這個因素它确實是起到了這個宏觀調控，所謂的宏觀調控它實質上它就是政府和國家合伙來侵占農民的土地。

日前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標題為：“中國承認經濟膨脹中的深層矛盾”的文章。文中說：多年來，中國領導人對東部沿海和內地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感到擔懮，但是總理溫家寶在向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了關注”社會平等”的必要性。他指出，這种不平等不光是經濟發展速度不同造成的，也是腐敗和非法占用土地等官員行為造成的。但文章也通過統計數字指出，溫家寶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他既要控制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又要讓經濟吸納足夠的剩余勞動力，以免出現社會動蕩。

張新光在回答怎樣才能使農民享受醫療保險，義務教育，以及養老保險和其它社會福利的問題時表示：這就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了。但是按照中央今年發出的信息，都不一定有這個時間杠杠。比如說義務教育的問題07年就全國解決了，免交學雜費，免交書本費，對一些貧困生給与補助，這是教育問題。醫療保障在2008年之前也能解決了。但是它這個標准都是很低的，它并不能夠解決農民的根本的問題，你比如說醫療的問題，2005年以前的總共是30塊錢，國家拿10塊，地方拿10塊，農民拿10塊，30塊錢。因為農民他這個生活生產條件它都是比較差的，他這個身體狀況要比市民要差一些，發病率是很高的，但是這個去報銷，即使報銷了，与這個高价醫療費、高价藥費相比，也是杯水車薪的。大額的統籌目前還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

有文章提到，溫家寶准備用他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來解決這一問題，計划花費兩百五十億英鎊的資金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的醫療和教育條件。這些措施能產生多大實際效果，仍是個問號。

張新光繼續說道：總體上來說合作醫療和養老保障的覆蓋面是很小的。截止到去年底全國9.3億農民中間，只有6、7千万人這個樣，不到一個億，大概就是十分之一。并且這些保障主要還是在東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城市郊區，真正的中西部的廣大農村，這項工作進展得還是比較慢。實際上截止到去年，全國9億多農民，真正能夠領養老保險的就是不到200万人，這個數額是很小的。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三農”問題已敲響了中國社會危机的警鐘！与“三農”問題相比，中國所有的其它問題都屬于小問題、局部問題、可拖延的問題，而“三農”問題涉及面積之大、涉及人口之多則是前所未有的。“三農”問題將會因為中共政治體制的冥頑不化、网絡技術的高速發展而進一步加劇并演化成一系列災難。

張新光表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要看“三農”問題是怎么來的，中國之所以進入21世紀了出現了一個“三農”問題，實際上它的問題出于九十年代。不管是從財政支持上，不管是從農村政策上，簡單說就是農村改革停止了。在這個整個九十年代國家基本上沒有出台對農民有實質作用的政策，就是說在86年一號文件以后，基本上農村改革是處于停滯狀態，那么這是根本。

有文章說：中共農村干部低下的行政能力和普遍的腐敗行為，直接導致了農民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生存環境的惡化，又嚴重破坏了農民和中共之間、農民和土地之間的情感紐帶。最終，迫使大量絕望的青年農民像躲避蝗虫、瘟疫一樣舍棄家園、背井离鄉，他們帶著農村的烙印走進城市，一場文化与文化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

“三農”問題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但其本質的問題是人權問題、制度問題和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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