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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吉祥
【大紀元9月10日訊】自由時報記者洪素卿╱特稿
李幸育的哭求，哭出了十年愛侶生離死別的痛，也哭出了孫吉祥父親老年喪子的苦。正因為那悲痛如此沉重，透過電視螢幕不斷放送下，不但全民一掬同情之淚，也勾起國人對法律不通人情的質疑。
從李幸育的個案，我們看到官僚解釋法律的傲慢、立法的怠惰；人工生殖法草案，從草擬迄今已逾十年，仍只是個草案。
即使在「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因為行政執行法的施行而失效，我們看到的是，行政官僚彷彿神只般的權威，一言就足以斷人生機。
這些天來，民眾的質疑與抨擊聲浪，沒有改變衛生署的心意，那為何行政院長的一通電話，便仿如當頭棒喝，讓行政官僚想起「人道精神」，記起取精不違法。
沒有了「人工生殖法」，其實還有醫師法、醫療法，這些醫療行為相關的根本大法，依然無形中綁住了醫師執刀的雙手，避免醫師逾越法紀，避免讓社會的道德倫理基柱因為新科技而動搖。
換句話說，要不要核准李幸育的取精生子，並非只是因為法律在空窗期，而是應該回歸醫療的本質，思考人工生殖技術存在的意義。
這個個案不該只是通融，而是讓衛署重新思考人工生殖科技該用更人道的心去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