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題記：神看到地上沒有公平，他甚不喜悅
—《以賽亞書》五十九章
有一年的冬天特別的冷，也特別漫長，雖然在新年到來前已經打春，但臨近年三十又下了一場大雪，氣溫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幾度，彷彿一下子又回到了冬至前後。當時我幹的一個廠子已經基本上算是破產了，一大堆煩人的事壓在了我的頭上，整天鬱悶的不得了，不知幹什麼好。大年初一，別人都在走親訪友，我呆在家裡上網。我的朋友春立快到中午時來到我家，他是一個私企廠的老闆。有一個自行車組裝廠和一個烤漆廠，這一段兒時間生意幹得也不好。一進門兒，就嚷嚷著：「二哥，你看，今天我給你領來個新人，我的工人，叫連三，重慶的。」
我們一家都站起來，和春立打招呼，表示對這個生客的歡迎。我對春立說：「他們沒回家過年嗎？」
「沒有，」春立說，「介些日子我那兒沒活干，他們也沒回去，我跟他們說：『今個兒我帶你們去串個門兒，別總在家憋著，有嗎意思。’結果就連三願意跟我來，那些人呆在我家看電視呢。說實在的，現在的電視都沒嗎看頭兒，反正我是不看。過年，過年，他媽的，年後我還不知道怎麼活呢。」
我打量著春立領來的這個朋友，個子不高，不到三十歲的樣子，短平頭，圓圓的臉黑黑的，眼睛顯得有點遲鈍，臉上蒙著一層淡淡的憂鬱之情。許是因為過年吧，他穿的倒不破舊，深藍色的衣服很平整，也很干浄，但看得出來這是市場上那種很廉價的衣服。儘管如此，穿在他身上還是讓他有點不自在，就好像那不是他的衣服。鞋子不太好，棕色的仿皮鞋面，有點髒，有一隻頭上已經磨破了一小塊兒。可能是意識到了我在看他的腳，臉上掠過了一絲不易察到的尷尬的笑。
我們一家高興地歡迎這個新客人，熱情地給他讓座、倒水，他向我們笑著，笑得很不自然，嘴裡輕輕地說著：「謝謝，謝謝！」然後在一個椅子上坐下，兩條腿並在一起，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我把花生放到他面前，說：「連三，隨便點，你們出門兒在外的不容易，我們沒拿你當外人，過年了，你也沒回家，就拿我們這兒當家吧。你看，春立對你們挺好，把你們當兄弟，他是我的兄弟，那我們的關係還遠嗎？」
「對！對！」春立接過話茬兒說，「連三，介是我的二哥，你也隨我叫二哥吧。」他轉向我又說：「二哥，你不知道介些人有多苦，平常一點油都不吃，幾個人煮點米，裡面兒放點揀來的白菜綁，再放點鹽，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盛著吃。年前，我借了兩萬塊錢的高利貸，給他們發了工資。介些日子我這兒沒活干，我讓他們先找個地方幹著，總得掙點錢呀，你說，從重慶，大老遠的跑到天津來，容易嗎？結果呢，他們都不走，沒活干，他們就等著，說快過年了，就不滿世界跑了，過了年再說吧。他們還說，哪的老闆也沒有我好。我好？我哪好？不就是不打他們，不罵他們，不看不起他們，干多少活給他們多少錢嗎？現在不管大廠小廠，都拿打工的不當人看，稍微給點公平，工人就美的屁掂兒屁掂兒的，拿你當親的熱的，有話也想和你說，幹活也賣力氣。」
我們一家一個勁兒地讓連三吃花生，我對他說，這花生是自己炒的，火大，好吃，買的不行，賣花生的怕傷分量，都不炒熟了，那花生不香。由於我們的盛情，連三拿起花生一個一個地吃著，他吃得很慢，好半天才吃了幾個。春立可不管這個，他抓起一把吃起來，吃完就順勢把果皮往地下一丟。好在我的屋子也沒什麼檔次，水泥地面，連地板磚也沒有，吃完掃一下也就行了。
我們和連三漸漸地熟了起來，說了許多話，但他始終不肯和我以兄弟相稱，總是和我叫「周經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我曾經主持過一個小廠，或者我是個文化人，但這個稱呼讓我感到很彆扭，他使我想起了文革時期「四類分子」和基幹民兵叫「政府」或「代表」，學校裡和工友叫「老師」，醫院裡和勤雜人員叫「大夫」，以及現在一些作買賣的商人和買東西的人叫「老闆」，這其中參雜了太多的奉承和討好的成分。其實我倒寧願他對我直呼其名，實在不行，叫我老師也可以，因為我畢竟在中學教過十幾年的書。
連三倒是很認真的，好像沒有奉承的意思，他說他是個打工的，不能沒大沒小的，他還說他很尊敬有知識的人，常聽春立說起我，所以今天就和春立一起來了。他還說，當年他在家的時候，他們那有一個大學生，肯為農民說話，會寫文章。農民的負擔過重，農民的權益受到損害，他就站出來，帶著農民討公道。有好多往農民身上攤的錢不合理，農民沒啥子文化，不會說話，他就替農民說。後來這個大學生被抓起來了，沒有為農民說話的人了。說到這兒，他低下了頭，顯得很傷感。我問他家鄉生活怎麼樣，好不好，他說：「一般般嘛。」
春立說：「你問他呀，他就會說個『一般般嘛’，哼！『一般般’，要是好，誰跑幾千里地到天津打工來？就說連三吧，三十來歲了連個媳婦也沒娶上。我們廠的活兒也不正常，有時候有點活兒，有時候沒有，我跟他們說：『沒活干，你們又不想上別處去，前家去吧？等我的活多了再叫你們來。’他們不走，等著。看他們吃的，喝的，那叫人過的日子嗎？前幾天我看見一篇兒文章說，中國農民很苦，有的一天生活費還不到兩美元，我說，呸！介是說農民苦呀還是說農民不苦？調查了嗎？兩美元是多少？！是十七塊中國錢。他們的生活，按中國錢算一天也就是三、兩塊錢。合成美元呀，就不知道多少了，咱也不知道美國有沒有幾毛、幾分的。」
那天我們談了好多，在談話中我了解到，連三有兄弟姐妹八個。爸爸死時還不到60歲，死之前一直在煤礦上挖煤，我想可能是積勞成疾而死。他有兩個哥哥也都是在煤礦上挖煤的農民工，三十幾歲都沒娶上媳婦，先後自殺了。至於自殺的原因，據連三說是因為窮，當然，單單是窮，還不至於導致人自殺。更深的原因我也沒問。兩個哥哥自殺後媽媽就改嫁了，剩下的弟兄姊妹無論大小都是各自謀生。在談話中，春立不住地罵大街，至於連三，我看連罵的勇氣和力氣都沒有了。
我老伴兒找了一個塑料兜兒，給連三裝了一兜兒花生，讓他帶回去吃，我知道老伴兒完全是站在連三的角度上想的，我的日子雖然也不好，但現在用這點東西送人，無論如何也是拿不出手去，但送連三，我們都覺得還行，而且應該。可連三說什麼也不要，推三阻四的，最後還是春立連鬧帶罵地讓他收下了。
不知什麼時候，連三出去了，不一會兒，他從街上買了一袋兒爆米花來，他把這個作為給我們的回禮。把個春立樂得夠嗆，對我們說：「看見了嗎？不白要人家東西。」我們一家也高興地收下了。
春立他們走時，我們一家人出來送他們，一直送到春立開來的車前。天氣很冷，風吹起地上的雪屑，漫天飛揚，細雪打在人們的臉上，涼得難受，街上到處是東奔西走的拜年的人。春立站在車門前對我們說：「得了，二哥，二嫂子，你們家去吧，外邊挺涼的，別凍著。」他說著看了一下週圍，又說：「你說現在介些人啊，還東一頭西一頭地亂跑亂竄，都忘了死了。我跟你說啊二哥，我就上你這兒來，還上我爸爸那去，別的地界兒哪我也不去，我是『死門逃戶’，關上門朝天過，沒事我他媽的在家裡睡覺！睡覺沒錯吧？」
我說：「沒准就我們日子不好過，人家不至於像我們。你看來來往往的人，興致勃勃，心氣兒不是挺高的嗎。」
「二哥你怎麼也介樣兒說呀？你嗎不知道！」春立說，「表面上你嗎也看不出來，實際上除了他媽當官的，誰的日子也不好過。別看一個個美滋滋的，其實死的心都有。好也得過，難也得過，自殺也得有那個種才行啊，你說是不是？」
我說：「我是說，不像我們想的那樣……。」
沒等我說完，春立接過話茬說：「得得得，二哥，別說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我因為說話惹出禍來，介些個話我也就跟你說說。天底下要是就我一家受罪，你一家受苦，受死倒也算了，就怕不是介樣兒。」他停了一下說，「行了，二哥，你們回去吧，老說老也說不完，我家去跟他們商量商量，後半晌兒我們還來，就在你這兒吃，一年當中就三十那頓餃子不能吃人家的，別的時候咱就隨便了。你也別準備，趕上嗎咱就吃嗎。不在吃嗎，主要是在一起說說話兒。」
在我們說話時，連三一直在旁邊站著，雖然沒有插嘴說話，也沒有到汽車裡去。我說：「你們走吧，你看，連三一直陪著咱們挨凍。」
聽到我說他，連三笑了笑，沒有說話。
那天，春立他們沒有來，可能是和家裡人商量，家裡人沒同意。以後又有很長時間我們沒見面。
十五過了以後，春立又到我家來了一次，聽他說，連三到東郊幹活去了，是個傢俱廠。管住不管吃，干滿了一個月給600元錢，歇一天扣20元。從早上八點幹到夜間十一點這算一天，中間有兩個小時吃飯時間，不願自己做飯，廠裡有食堂，伙食費是每頓3元。干滿了一個月有工資，干不夠一個月，中間就走了的，一分錢沒有。春立氣憤地說：「就他媽的介個合同也能簽！」我聽了後愣愣的呆著，半天沒跟春立說一句話，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該說什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