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權威機關”主宰一切
“在慣於備受‘詩’讚揚自己的世界裏，我的‘詩”以犧牲一個世界的讚揚獨立自存。”
“一種緩緩運轉的古老意識不能容忍我，象巨大的油膩的齒輪上不能容忍一粒沙子。等待我的命運有兩條：或者被清洗，或者被輾碎。”
這是黃翔的自白。
作為中國當代思想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和民主鬥士，詩人黃翔早就清楚自己的悲劇命運，而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來說，他也象常人一樣並不把苦難而是把幸福作為自己的選擇和追求目標，這是天經地義的。他的初衷並不把苦難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他不選擇苦難，但他卻並不回避苦難並勇於承擔苦難。作為與他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人生伴侶，我也義無反顧地追隨他走上了這條充滿風雨和泥濘，遍佈荊棘和冰雪的人生道路。可是，當我用全部生命去目睹去感知一種不朽的精神創造遭到人為地活埋，一個優秀的精神創造者遭受人為摧殘和蹂躪，我的心痛啊，痛徹肺腑，儘管我悲憤萬千，奔走呼號，然而，一座強權政治的大山又豈是我這麼一個纖弱女子所能動搖和推翻的呢?我改變不了他的悲劇命運，我只能與他一同受難，用生命給予他愛，用愛鼓舞他頑強地活下去，戰勝苦難……
八七年冬天，我從北京回來以後，去看守所預審處詢問黃翔的情況，得知專案組的幾個人已回公安廳了，我去公安廳找到他們，徐伯恩處長說他們已把起訴意見書遞交給了市檢察院，負責的是錢處長。這次談話我旁敲側擊，感覺他們口氣比原來軟多了，我想是不是案情有些鬆動，這原本就是欲加之罪，也許他們審來審去實在找不出什麼理由。
我去市檢察院找到錢處長，他說黃翔的案子他們已移交給南明區檢察院。我向他申辯黃翔是無罪的，他們這樣做是踐踏法律。我他媽剛開始說，他就打著官腔對我進行了一通“再教育”，意思是勸我不要再上當受騙，希望我回到正道上來，還說在抓黃翔時我的態度是很不對的。事後我才想起，翔被捕的那天晚上，我去找居委會主任時聽她說抓黃翔時來了兩個處長，一個是公安廳的徐處長，另一個可能就是市檢察院的這個錢處長了，當時我沒記住他的尊容。我向錢處長申辯黃翔無罪時說的幾句話擊中了他們的要害。我理直氣壯地說：“任何有良心的人都知道黃翔是無罪的。”講到這裏，他沈默了一會兒，我接著說：“任何內心明白的人，(講到這裏，我停頓了一下，想找個合適的詞來概括，錢處長接過去說：“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吧。”)都知道在我們國家權力可以左右法律。”他又沈默了。我又說：“抓黃翔是有背景的，我希望你們司法機關本著公正的法律和良心辦案。”他又沈默了一會兒，對我的話不置可否。最後，他說：“你也可以為黃翔辯護嘛，就象麗達給拉茲辯護一樣。”講到這裏他嘻皮笑臉地向坐在旁邊的另一個檢察人員使個眼色。我冷冷地說：“用不著我為他辯護，到時，自有人出來為黃翔辯護!”
這個處長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精明的草包，恰恰就是這些草包和另一些比他更精明的草包，在主宰著我們民族許多優秀人材的命運。
末了，這個處長還追問我怎麼找到他這兒的，好象他們受理黃翔一案還屬保密似的。
我又找到南明區檢察院，院領導辦公室一個職員翻看一個本子後說十二月十九日到期，要我二十日去聽結果。二十日是星期天，我十九日去了，仍然無結果，他們說還可延長半個月。這些日子我又去詢問，他媽的還是沒有結果。他們說他們已寫了專題報告交上面研究，還沒有最後結論。看上去他們似乎有些難為情。我指責他們繼續拖延時間，是違反法律的，他們說他們也很著急，超過期限他們也下不了臺，要我相信他們辦有超期手續，還說這是對黃翔負責，要不負責早就處理完了。看來是報上峰審批，還沒有最後定奪。從這些跡象來看，他們拿這個案子十分棘手，左右舉棋不定。造他娘，抓人時理直氣壯，現在又遲遲判不下來，本來無罪要當成有罪來整，象這種喪心病狂迫害知識份子、侵犯人權的行為，在中國，你是上告無門、投訴無路呀!因為這明擺著就是“最高行政機關”在背後操縱。翔，我的翔，現在你是專制者的俎上肉啊!悲劇!這是一種不堪言狀的悲劇!我痛痕這種愚昧和專制，痛恨那些摧殘文化，滅絕人性的白癡和暴君!
黃翔一案移交南明區檢察院滿一個半月時，我又去詢問，他們要我過兩天去聽結論。當我再去時，給我的答復是，報上去還沒有最後結果。我說請他們拿延期手續來看，他們說最後會拿出來的，扯他媽的蛋!他們一再叫我相信他們，說作為他們這級組織對黃翔一案是絕對認真負責的。我譏諷他們說他們也不敢不負責。我說簡簡單單的一個案子居然判不下來，簡直可笑。他們說他們並不認為這個案子簡單，無意中透出此案得由“最高權威機關”定奪。就是他們不說，我們也清楚不過，主宰黃翔命運的是哪些人。他們叫我不要著急，不要老是跑那裏，跑也無用，上面批下來他們會答復我的。最後我問他們延期的期限是多久，他們說最多一個星期，不會超過一星期的，要我三天以後再來問。好吧，我就三天以後再來問。
真正去他媽的!今天他們對我說他們都為我感到惋惜，說我癡情可取，行為不可取，可悲可歎!我譏諷道：“老是認為別人可悲可歎的人首先看看自己可不可悲?”真他媽的有這樣的混帳司法人員，難道我嫁給你們這樣的蠢驢就不“可悲可歎”了嗎?
真不知道這個“最高權威機關”會對我的丈夫作出什麼樣的判決?唉，中國，你對一個詩人為什麼竟如此殘忍呢?
三天以後，我再去問時，仍然是毫無結果。我氣憤得真想大聲問天：是誰給予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力踐踏人啊!
受難的心靈
一天下午，王強和女詩人唐亞平帶北京詩人黑大春來看望我。我雖不認識黑大春，然而八六年夏天在芒克家讀過他的詩，見過他的像片，所以對他不感到陌生。我喜歡他的抒情詩。
大春是出來流浪的，瀟灑而又憂鬱。朋友們來看我，我很高興，留他們吃飯，中途黃傑來了，最後呂晉德從水城也來了，還帶來了許多水城文學青年舉行黃翔作品朗誦會的像片，以及他們贊助我的七十元生活費。這天晚上有幾個人唱了歌，黃傑的一曲充滿感情的《夜半歌聲》惹得我黯然淚下，最後泣不成聲。我為大家唱了兩首俄羅斯民歌《小路》和《蘇裏珂》，他們也聽出來我這兩首歌是因為思念獄中的愛人而唱的。我們還朗誦了詩。黑大春應大家之邀，充滿激情地朗誦了他的《白洋澱獻詩》。朋友們的情誼，溫暖了我孤苦的心。
這天晚上，我養的相思鳥老是叫，我問它好幾次：“小寶貝，你叫什麼?你帶給我什麼好消息呢?”要是人類能懂得鳥兒的語言該多好呀!那麼，我就能知道明天將會發生什麼。後來我想，那夜，是我美麗的相思鳥在預先告知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整理昨夜弄得杯盤狼藉的房間，我正在拖地時，我的相思鳥又叫了，一上午它都在不停地叫，這真有點反常，我的心突然間感覺異樣，慌亂、不安。看著不斷鳴叫的鳥兒，我心想今天要發生什麼事呢?本來下午我要去別處辦事的，我突然改變主意，決定下午去南明區檢察院。由於我心裏感覺異樣，我猜想是不是翔的案子有結論了。鳥叫是不是告訴我有什麼好消息呢?我深情地問鳥兒：“寶貝，你到底想告訴我什麼呢?”可愛的小鳥興奮地在籠裏飛來飛去，不時睜著兩顆黑寶石般圓圓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望著我，透出一種神秘的靈性之光。
等到下午上班的時候，我步行去檢察院。走在路上，我的心依然慌亂和不安，我邊走邊猜想會得到什麼樣的消息。到了，我走到樓上那間辦公室門口，剛開口說：“請問——”
話沒說完，我突然呆住了。
“天啊，這是誰，這是我的翔嗎?”我聽見我的心在喊叫。正在這時，翔聽見說話聲漠然地轉過頭來朝門口看，刹時，他也驚呆了。我不知道翔當時心裏想的是什麼，看見我的那一瞬間，我看見他眼中閃過淚光，我們默默地對視片刻，接著我默默地走進辦公室，坐在靠牆的長木椅上。辦案人員沒有阻攔我，搞審訊記錄的人問了一句：“你找誰?”翔替我回答：“她是我愛人，來問我的事。”那人又問：“你怎麼知道今天提審?”我說：“我不知道。我是來問結論的。”翔又替我回答，“她是偶然碰到的，她不知道。”接著翔指著搞審訊記錄的男青年問我：“你認不認識他?”我說：“不認識。”我看出翔是擔心他們不要我留在這間辦公室，我也擔心。這種長久離別後珍貴的見面，我們都希望不要被阻攔啊。翔對我說：“今天上午提審時我向他們提出來希望見見家屬，他們沒同意，你來了正好。”接著翔對搞記錄的男青年說：“你把那份東西給我。”那男青年從辦公桌上一堆紙中抽出一份厚厚的封好的信給翔，翔遞給我，說：“這是我寫的一份自辯材料，你交給黃傑，作辯護參考。”我接過東西，趕緊放進包裏。這時，我看見旁邊的一個女生正收拾桌子，問作記錄的人要不要換地方，那人說沒關係，我心裏才踏實。按規定我和黃翔是不能見面和說話的。事後，我才知道，那幾個人都是來實習的大學生，很多人同情黃翔，傾向於他的觀點，只不過公事公辦，做做樣子。
翔不說話了，轉過身去，偶爾又轉過身來，我倆默默對視，眼睛裏都含著淚水，我們克制著自己，不讓淚水流出來。我凝視著他的背影，心裏流著淚對自己說：“這就是我的翔，我的可憐的丈夫?被折磨成什麼樣了!多麼瘦弱!身上蒙著一層陌生的、令我心酸不已的東西，我都快認不出來了。”我多麼想和心愛的、日夜思念的丈夫多說幾句話呀!翔，你為什麼不轉過身來?你為什麼不看著你的妻子，不看著你的玲?我深情地、小心翼翼地喚了聲：“翔。”也許是聲音在喉頭被淚水哽住，太小了，翔沒聽見。我又喚了一聲，這次翔聽見了，轉過身來，用含著淚光的眼睛看著我，我用含著淚水的眼睛深情地凝視著他，心裏翻滾著千言萬語，然而僅說出這麼一句話：“翔，你好嗎?你瘦多了。”這句話我自己聽起來都帶著發顫的哭聲。翔無比悽楚地說了句：“在裏面吃不飽。”接著，審訊繼續開始了，翔又轉過身去。
這時，那位女生走過來坐在我身邊，漫不經心地問了句：“你咋個曉得今天要提審?”我說：“我不曉得，我只是來問案情，為什麼這麼久了還沒有結論?”她一本正經地說：“這是重大案件!”我不講話了，目睹這場審訊。
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痛苦和憤恨，也許我不呆在這兒還好受一點。我親眼目睹著我最親愛的人，一位真正的詩人怎樣被當作囚犯，並被一些淺薄無知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審訊著。這一切刺痛著我的心!而我必須默默忍受。因為他們讓我留在這兒對我已經是一種“恩賜”了，不然我就會被趕出去，不能與我的愛人見面，更不能聽這場審訊。我想留在翔的身邊，想從審問中發現一些新問題。我強忍著痛苦，默默傾聽著。一會兒，這個案子的負責人惠科長風風火火地進來了，吩咐審問的人從哪些方面問。接著他問了黃翔幾個問題，當談到一個問題，即“文學大爆炸”是犯罪還是違法時，我實在忍不住了，理直氣壯地說：“違法都談不上!”惠馬上粗魯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就是張玲，還知道你也是個激進分子，我曉得你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負，在這裏，我不想指責你!”我嚴肅地說：“我沒有什麼值得你指責的!”翔看見我跟檢察官頂撞起來，擔心我被趕出去，再也見不到我，就著急地對我說：“你不要講話。”於是我又沈默了。一會兒，惠科長對我說：“你去給你家黃翔買點他喜歡吃的東西來，不然就沒有機會了。”我馬上站起來，翔阻止我：“不用。我不想吃。”我知道翔的心理，他是擔心我沒有錢呵。我堅持要去，旁邊的人也勸黃翔讓我去。翔只好說：“那麼就買幾個饅頭或包子就行了。”我心裏直想哭，翔，我可憐的翔，只有你的妻子才明白，你是憂心家裏經濟緊張呵。我很快來到街上，我不敢在外面呆久，怕回去見不到我的翔了。然而，這條街比較偏僻，只有幾家小商店，沒有多少東西賣，要買糕點只有走出這條街才行，太遠了，我不能去，於是我就在一家小鋪子買了一瓶荔枝罐頭，這是翔喜歡吃的，我還買了幾塊巧克力、幾包牛肉幹和魚片幹，這些東西翔平時想吃也捨不得買。我叫店主用刀把罐頭蓋子敲開，接著我又去旁邊一家土產門市部買了一隻湯匙，叫賣東西的人用水洗乾淨。做完這一切，我急急忙忙回到檢察院。審訊剛完，辦公室裏圍了許多年輕人(都是實習生)，他們正在聽惠科長和黃翔聊天。只見黃翔談笑風生，說話幽默風趣，詩人的本色又顯露出來，在他們那些“正常”人的眼裏看來當然有些神經質，就是我看到翔的神態，都感覺他又多了些神經質，這大概是關在監獄裏面倍受折磨的緣故。我透過翔的風趣，看出了他內心的痛苦、悽楚、辛酸和憤怒、蔑視，還有深深的屈辱、不平和無可奈何。我感覺他儘管和這些人談笑風生，然而他的表情是麻木、冷漠的，他的目光儘管跟原來一樣犀利，但我感覺裏面含著一種苦澀的神彩，在我眼中，這和以往那個洋溢著激情和智慧的黃翔是絕對地不一樣呵。我懷著一顆酸楚的心默默地站在翔的身邊，把買來的東西放在桌子上，把包著巧克力的紙打開，把裝著牛肉幹、魚片幹的紙袋撕開，然後，我輕聲地叫翔吃東西。翔說他現在不想吃。惠科長說：“既然你夫人買來了，你就把它吃了，本來按紀律你們是不能見面的。只不過想到大家都是人。”聽了這句話，我的鼻子發酸，先前與他的敵對情緒消失了一些。旁邊幾位女生也關心地勸黃翔吃東西。翔說他等一會兒再吃。他繼續和他們閒談。談到一個地方，大家都笑了起來，惠科長感歎道：“黃翔，你真不愧是影響了大批人的人哪!”又說：“也許你的某些觀點是我贊同的，因為我們也關心政治，但是在法庭上，我以公訴人的身份出現，我們的兩種信仰就要作爭鋒相對的鬥爭了。”當記錄人員把審訊記錄整理出來要黃翔過目時，惠科長對我說：“你過來一下。”我走出去，他把我引進領導辦公室，坐下後他對我說：“你丈夫今天有些偏激。”我說：“他太激動了。”“正因為這樣我才把你叫過來，你在那兒，他無法集中精力看審訊記錄。”沈默了一會兒，他又說：“你作出的犧牲太大了。”我淡然一笑說道：“我不覺得這是犧牲。”他說：“張玲，你中毒太深。”這句話使我想起在看守所預審處時公安廳徐伯恩處長說過的同樣一句話。我一下子被激怒了，但我克制住怒火，冷冷地問他：“請你解釋一下這個‘毒’的含義，請問，是什麼樣的毒?如果這毒是指一種精神追求，我寧願中這樣的毒!”惠一下子找不到話說。過一會兒又以一種揶揄的口吻問我：“你認為你丈夫是詩人嗎?”我說：“我不僅認為他是詩人，而且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個純粹的詩人!你認為他是什麼人?照你們的觀點來看，是社會的‘害群之馬’，是不是?”最後一句話我幾乎是沖著一股火氣說出來的。因為七八年的民主運動被壓下去之後，官方曾經在他們的黨報上“揭發批判害群之馬”，矛頭直指黃翔，從此以後，黃翔就被他們看成一匹“害群之馬”，並被當作他們頭腦中假想的敵人，打入十八層地獄，永遠見不到天日。所以，黃翔是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的，只配當編外工人，如果被判刑，連當編外工人的資格都會被取消，更不用說被官方承認他是詩人了。諾大一個中國，數不勝數的報刊雜誌，至今沒有一個字公開承認他是詩人，明白人都知道這是當代文學史上的悲劇。你說我此刻聽了惠某人說話的口氣怎能不激憤?辦公桌旁已圍了幾個女實習生，好奇地聽我們談話。惠說：“我認為你丈夫是個政治狂。”“此話怎講?”我嚴厲地反問道。“你不覺得你丈夫的觀點離我們時代走得太遠了嗎?在我們這樣體制的國家裏是得不到容忍的。”我說：“任何時代的精神創造者，他們的觀點總是走在時代前面的。”惠臉上的肌肉聳了一下，沒說話。這時另一位科長過來發檯曆，那邊來人叫惠，他走之前對我說：“你在這裏呆一會兒，等他看完了再過去。”他走了，這位科長又坐在他剛才坐的位子上和我談話，他語氣平緩，沒有惠那麼衝動。由於翔以他的腎結核病復發為理由提出取保就醫，我想如果多提一種病取保的可能性要大些，所以，和惠某以及這位科長談話時，我無意中漏出翔以前曾因為遭遇不幸受強刺激患過精神病，並強調他在工作單位就因為腎結核病和狂躁型、陣發性精神分裂症這兩種病拿勞保工資。我主要是想爭取讓翔取保就醫才這麼說的，況且，我看見翔精神境況不好，擔心他們刺激他，他又是那種情緒容易衝動和爆炸、極其神經質的詩人，如果他能早日跳出監獄的火坑，那該有多好。由於我看出他們對黃翔沒多少惡意，無意中就漏出翔的精神病史，誰知他們對這一問題十分感興趣，要我回來查找病歷。又聽說黃翔因為這兩種病在工作單位拿勞保工資，更是高興，不過不露聲色，要我去黃翔的工作單位為他開證明。當時我沒怎麼思考，天真地以為這樣對翔取保就醫有好處，於是我答應了。一會兒，那邊有人過來，我問黃翔看完記錄沒有，那人說看完了，正在吃東西。於是我趕緊過去。
翔正在吃水果罐頭，我感覺他吃得很香，心裏不由一陣刺痛。天啊，一個喪失自由的優秀詩人被所謂的執法者“恩准”才能吃自己親人買來的食品，而且是在眾人的目睹下，以“囚犯”的身份吃著。翔啊，我親愛的丈夫，你沒有罪，沒有罪呀!為什麼你要受這種屈辱?為什麼呀?蒼天啊，你太不公平了!你讓混蛋和庸人手中有權，可以宰割優秀人物的命運；你讓優秀人物淪為階下囚，俎上肉，任人宰割呵!翔呀翔，你這一心一意為人類創造精神財富，全部生命和心血都奉獻出去而不求回報的詩人，你的命運為什麼如此悲苦呀?我真想抱著你痛哭，然而我的眼淚決不在這些人面前流淌。
翔吃完了罐頭，我問他吃不吃那幾樣食品?他說不吃，帶回去吃，我擔心他帶不帶得進去?他們也擔心他帶不帶得進去?翔說試試看。我又重新把那幾樣食品包好，翔把它們裝進口袋，還和他們開了幾句玩笑。惠科長拿起黃翔寫的取保申請書給我看，問我行不行?我看完以後才明白他為什麼要我看的原因，原來翔沒提他曾患精神病這件事。我不假思索地說：“他忘了寫精神病。”翔神經質地斷然否定：“我沒這個病!”惠某苦笑著對我說：“他不承認自己有這個病。”翔的否定使我覺得這件事必須極為慎重處理才行，不然會造成嚴重後果，時間不早了，他們要送黃翔回看守所。我扶著翔的背走著，我期望我輕柔的觸摸能向他傳遞我的深情。下樓時，翔又焦灼地詢問我和孩子的生活狀況，擔心我們挨餓受凍。我一再要他放心，不要掛念家中，要他放一萬個心。囚車就在面前。惠檢察官打開了囚車的後門。猶如萬箭穿心，我渾身一陣痙攣。翔轉過臉來給我道別的同時，我突然瘋狂地抓起翔冰涼的雙手緊握著，我們淚眼凝視著淚眼，有多少話想說而說不出來呵——千言萬語從我被淚水哽住的喉頭只滾出兩個澀重的字：“保—重—!”翔默默地點點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嘴唇顫抖著，用飽含淚光的眼深情地凝視我片刻，接著就上了囚車，在囚車上繼續凝視著我，我也以無限深情凝視著他。惠檢察官“砰”地把囚車後門關了。司機開始倒車，惠叫我退在一邊。一會兒，車開始前進。我揮手向囚車裏面的翔告別，我看見翔也在不斷地向我揮手，我心裏悽楚得直想放聲大哭，我快步緊跟在囚車後面，我們彼此搖著手告別，直到我再也望不見囚車。我相信，翔在車內一定流淚了，我強忍著，眼淚才沒流出來。
囚車開走後，我才發覺院子裏有好些人圍在我身邊看熱鬧。一位中年女檢察員對惠某講：“你膽子真大，怎麼讓他一個人坐在後邊?萬一跳車怎麼辦?”惠某講：“這門從裏面開不開的!”那女人又說：“這人是不是有神經病，看他說話有點不正常?”惠某笑著說：“他愛人說他有這病，他自己不承認。”我冷冷地瞪了他們一眼。這時，我真仇恨說話的人。我後悔不該為了讓翔取保就醫而告訴他們這件事。我意識到這是對我最親愛的翔的莫大褻瀆。儘管在我看來藝術家有精神病並不恥辱，而是很正常的事。如果說黃翔曾經患過陣發性、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的話，那也是受迫害導致的。一次是文革浩劫期間他被打成反革命關了起來，他的幾個月大的兒子患了病因是狗崽子得不到醫治而死亡，孩子死了，他連看的權利都被強行剝奪， 悲憤交加而精神崩潰；一次是八十年代草菅人命的嚴打運動期間，因為和我的一場戀愛而被早就想徹底消滅他的官方冠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由於我拒絕合作並強烈抗議才使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那是一句誣告、一封匿名信就可以把人送上刑場的黑色恐怖時期呵，黃翔的生命是保住了，可他為愛情而寫的一部抒情詩手稿卻被毀滅了，作品就是他的生命，這等於要了他的命，所以他的精神再次崩潰。他這半生，從童年開始，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不幸，如果意志薄弱一點的話，不知要瘋多少次，也不知要自殺多少回，可他沒瘋也沒傻，沒有沉淪也沒有自殺，而是頑強地挺過來了，依然對生活、對藝術、對人類懷有強烈的愛，雖歷盡磨難而無怨無悔，百折不撓。然而，他畢竟是血肉之軀，畢竟是無邊苦海裏的倖存者，如果他的身心一點創傷都沒有留下，那就反而不正常，不真實了。他的精神和心靈曾經受傷而患病，一絲一毫也不是他的恥辱，而是一種罪惡和苦難的血證。這哪里是庸人們所能理解和明白的。聽了這些令人厭惡和憤怒的談話，我在心裏暗暗發誓，儘管我非常渴望失去自由的黃翔能取保就醫，離開監獄那座可怕的火坑，但我一定要提高警惕，決不讓居心叵測的人利用這個問題褻瀆他，甚至加害他。
我往前走著，惠某跟在我身邊，叫我第二天來檢察院，把黃翔以前的病歷帶來，並強調要精神病的病歷，又說如果黃翔的工作單位不肯借病歷給我和打證明給我的話，叫我通知他們，由檢察院出面交涉。我裝著漫不經心地問他：“為什麼你們對精神病感興趣?”他說：“法律上有規定無行為能力的人不承擔法律責任，你去翻法律書看就知道了。”我又問：“你們這是第幾次提審黃翔?”他說：“第一次。”“為什麼拖這麼久才第一次提審他?”惠說：“黃翔這個案子既複雜又簡單。”我意味深長地盯著他的眼睛說：“我明白了。”惠表情複雜地笑了一下，結束談話。
我邊走邊苦苦思索，他們抓了人遲遲不起訴，也不放人，拖了這麼久現在想以“無行為能力的人不承擔法律責任”這一理由來開脫，找臺階下，這究竟是好還是壞呢?如果翔真的得以恢復自由當然好，然而這樣一來，翔不是被當成一個瘋子，一個失去理智的人，一個徹底的精神病人，一個無行為能力的人了嗎?這豈不荒唐透頂?萬一這其中有什麼陰謀，人家並不是真的想恢復你的自由，而是換一種形式，將你從這種監獄送進另一種監獄，瘋人院，把你當作精神病人來“醫治”，給你“洗腦”，讓你變成一個真正的白癡 ，一個真正的“無行為能力的人”，還美其名曰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簡直太可怕了!我不敢再想下去。我的腦海裏越來越清晰地出現以往我們所讀到和談到的文章：“蘇聯員警折斷詩人的手指。”“蘇聯員警把作家送進瘋人院。”文章所描述的悲慘情景活生生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我仿佛看見鮮血淋漓的手在可怕地顫抖，又仿佛聽見失去理智的瘋子在淒厲地嚎叫，恐怖使我清醒起來，我越來越覺得這件事不能存有僥倖心理，弄不好會成為專制者的幫兇，反而害了黃翔。主意拿定，我快步地走回家。想起今天如此偶然地遇見日思夜想的親人，我的呼吸急促，內心激動不已。黃傑一定來了，因為他約好要來的，我要趕緊回家把我見到黃翔的情況告訴他。
我越發相信心靈感應，相信預兆，我感覺我的相思鳥是多麼寶貴，它的叫聲指引我見到了日思夜想的親人，我對這小小的鳥兒充滿了感激之情。
來開門的是王強，我一進門就激動不已地說：“我見到黃翔了!我見到他了!黃傑呢?”屋裏長竹椅上坐著北京詩人黑大春，我朝他點點頭，顧不得和他講話，就去廚房看，黃傑在拌稀煤，我激動地對他說：“我見到黃翔了!天啊，瘦得不成樣子了!”黃傑從廚房來到客廳，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敍述我見到黃翔的經過，並拿出黃翔給我的材料給他(按規定這份材料是不能給我的)。這時，呂晉德從外面打酒回來，我又激動地對他說我見到黃翔了。我這個可憐的小瘋子把見到黃翔看作天大的幸事，我想讓所有的人都分享我的激動和喜悅。大家確實為這一消息高興。
我告訴黃傑，我今天去檢察院觀察所得的結果是：一、免訴的可能性大，二、他們想找臺階下，聽我無意中說出黃翔曾有過精神病史，如獲至寶，想以“被告無行為能力”這一理由趁機下臺。
黃傑對這一最新動象既高興又不安。他反復地說：“張玲，你是很聰明的，憑你的直覺，你真的覺得他們免訴的可能性大嗎?”我說我肯定自己的直覺。
黃傑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好又不好。好的是看來案情的發展對黃翔越來越有利，他也許很快就會出來。不利的是，如果免訴，就不開庭了，那麼他們迫害一個詩人的罪惡就不能向社會揭露。免訴儘管不追究刑事責任，但仍然認為有罪，只不過罪很輕，不必訴諸法院。在事情沒有定論之前取保更不好，人倒是出來了，但是事情仍然懸在那兒。
總的來說，我的看法還是令黃傑高興的。也許是被好的想法沖昏了頭腦，他這麼一個具有法律頭腦的人當時沒有對“精神病”這個問題引起警惕，我們也沒多加討論。他看了幾頁黃翔寫的材料後說，還是先把取保需要的病歷找出來，理個清單。
(後來黃翔被硬判三年徒刑這一殘酷的事實證明，我們當時都有點天真，對憲法和法律抱有最後一絲幻想，把強權者看得有點心慈手軟，對民眾的輿論有所顧忌。也許下面的執法者出於對黃翔的同情，本著善良的願望和法律的公正，想找個理由放他出來，但是，這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他們的“最高權威機關”那兒是絕對行不通的。然而，善良的民眾又怎能揣摸得透強權者的心理呢?如果他們真的對憲法和法律有所尊重，對民眾的輿論有所顧忌的話，那場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就不會發生，也不會有大批手無寸鐵對國家的進步抱有良好願望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倒在血泊中，淪為階下囚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他的神聖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這僅僅是法律條款，而法律條款是不能和強權者的意志劃等號的。)
趁著黃傑寫病歷清單的空隙，我迫不及待地取出夾在材料中的一封貼了郵票還沒封口的信來讀。信上的日期是1987年12月8日，看來是被卡下來的。我如饑似渴地讀著信，淚水湧上了我的眼眶：
“……我多麼想見妻一面。有的家屬思念心切，站外面高樓頂眺望，碰幾分鐘放風。我多麼想見到我的妻子!現個中滋味種種，無言。妻，我數著分秒盼著你，每一念及，度日如年，夜不成眠。相親相愛結婚這麼多年了，千載難逢的人生伴侶，今後還要在陽光下生活，真實地生活，相依相盼。我希望在我最後出獄的那一天，家屬接到通知，在監獄外面門口站著的是你——冰晶玉潔、憂患共處的妻!妻親手織的厚毛衣我一直未捨得穿，前段嚴寒，撫物思人，我不願弄髒它!但今天我穿上了，別人驚羨上面繡著的幾個字，也告訴我一囚徒年僅十九的未婚妻竟苦守長達十年，終於感動上帝，獲准刑期中提前結合。但人們對犯強姦、誘姦罪男女都切齒，無人同情不能恪守人倫、克制情欲的悲劇!……我患腎結核病趨惡化。妻與傑弟可作為家屬去催詢一下辦案期限，也作好必要的辯護、取證準備，最好同傑弟一起去，妻子天生麗質，此時於我亦福亦禍!是否構成犯罪，刑法11、12條有解釋，是否觸犯158條必須具備“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嚴重損失”後果的條件!……罪與非罪，想應令社會信服。……我現在身陷囹圄，形只影單的愛妻還要承受多少個孤寂日夜的煎熬，但一切在高貴沈默的氣質中會到頭，團聚之日會在長久淨靜以待後到來。……我的案情因你有小人作梗，望妻潔身自愛，小心回避。自甘寂寞是需要堅忍毅力和氣質的。我在這裏空耗時日，你可利用這段時間閉門讀書，看好家引好黃說……‘米斯特拉爾’一詩我改好幾句，妙極了!……詩人，古往今來，命途多舛，做妻子的也難免共同承擔人生憂患，本不足為奇，只是苦了我的愛嬌。每夜，我的眼光總是透過院門，孤燈下見你孤零零一人，心中陰雨綿綿，淅淅瀝瀝，已過去兩個多月的生離死別，愛妻，這些日日夜夜你是怎麼熬過來的啊!等待只為為期不遠的團聚之日。青絲積風雨，白霜凝分離，‘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啊!妻嬌自珍。為我愛護你自己。注意不要生病!……說兒乖……不要送藥來，這裏送不進……妻應確信我非罪，只要依法辦事，你應放一萬個心，望你在困厄中忍耐，靜候結果，也可去催檢察院，現已屬超期羈押!……我已就刑法第97條及全國人大《關於刑事案件辦案期限的補充規定》四的精神向檢察院催案，如果不能按期處理，要求變更現有強制措施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候審。你與傑弟去催案……見我信為憑。任何人以任何身份上門看望或表示‘道義’關心、托口信，不可信以為真受騙……”
我一邊默默讀信，一邊淚如泉湧，黃傑問我一些話，我都不耐煩回答。黃傑生氣地說：“你白天已經看到他了，這封信等下再看嘛。”呂晉德幫我反駁他道：“你讓她讀!你總不能讓一個乾渴的人不喝水!”(當時我還不知道那厚厚的一疊材料中還夾著兩封翔寫給我而寄不出來的信。這是過了好幾天以後我才發現的。我把材料拿給黃傑先看，他發現了也不告訴我。唉，這個法律頭腦的黃傑，真沒辦法。)
王強把菜做好，要吃飯了，大家才發現黑大春不在了，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問王強，王強說他離開前講出去打個電話就回來，可是去了很久了，不知為什麼還不回來。我猜他可能是迷路了。直到現在，我內心的激動還沒平息下來，因為這種激動，使我對每個人充滿了憐憫，我想像著一位遠方來的人在異鄉迷了路一定非常焦急、非常可憐。我親自到巷口去看，去尋找，又不好大聲叫喚，天已黑盡，我越發相信詩人黑大春迷了路。回家來，我叫王強、呂晉德繼續出去找，一會兒他們回來了，仍然沒找著人。我叮囑王強，吃過晚飯一定要去黑大春住的地方看看，不然他會認為貴州朋友太不夠義氣。(事實上是我太天真，太孩子氣了，那詩人黑大春出去後不知幹了些什麼，根本沒迷路，而是回到他住的地方去了。害得大家乾著急。)
晚餐的火鍋很可口，但我沒心思吃，急急忙忙扒了點飯，就進書房翻來複去地重新讀黃翔的信。
他們走後，我把黃傑理出來的病歷清單謄寫一遍，粗略收拾了一下就上床睡覺。
臨睡前，我又翻來複去讀翔寫給我的信。
啊，無比的柔情，無比的恩愛，無比的思念，無比的痛苦，無比的辛酸……漸漸伴隨我進入了一個無比甜蜜而又無比苦澀的夢境……
當然我忘不了睡前以無限的感激之情和我的小相思鳥講話；
當然我忘不了以無限的深情凝視和撫摸我綠得迷人的水仙花……
你們好!你們都是與我相依為命的親愛的朋友。願你們都能給我這可憐的人兒帶來幸福和好運氣。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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