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和諧言辭與分裂現實
【大紀元7月17日訊】6月26日，今年七、一前夕，官方新華社公布了黨魁胡錦濤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講話全文。
記得2001年中共建黨八十周年時，江澤民曾發表了「七、一講話」，全面闡述「三個代表」，意在表明江澤民不同於鄧小平的「理論創新」。胡的此篇講話，原是今年2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的一次省部級幹部研討會上做出的，但直到「黨的生日」前夕才公布於眾，顯然是在宣示胡政權不同江政權的指導思想。
的確，胡溫上台以來的公開言辭，似乎遠比江澤民時代開明，在內政上，屢言憲法權威，高舉「新三民主義」的親民氣質，標榜「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關注兩極分化和社會公正，加大農業投入和減免農業稅；胡溫主導的第四次修憲，還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這在中共掌權54年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標誌著中共在根本大法的層次上對普世價值的正式承認。
在外交上，胡錦濤等政要訪問西方國家時，無論是會談還是發表演講，大都肯定了民主的普世價值，也承諾要在中國推動漸進政改；在人權問題上與西方國家展開定期對話，並派出官員赴西方考察和接受培訓。為了彌補「反分裂法」在台灣和國際上造成的負面影響，胡錦濤突然邀請台灣兩大在野黨黨魁來訪，實現了歷史性的「胡連會」和「胡宋會」，給外界以靈活務實開明的外交形象。
現在的中共高官，也越來越喜歡拿出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溫文爾雅的笑容，言談舉止之間，頗有點開明務實的風度，也決不再諱言人權、法治和民主，甚至還會承認中國的人權現狀多有必須改善之處。特別是他們出訪西方國家時，既懷揣大把訂單，也頻頻展示「國際親善」。
然而，說歸說，做歸做，以經貿利益換政治支持，以人質外交對付人權外交，跛足內政導致的跛足外交則始終不變。中共與西方的人權對話，大都僅止於「談談」、「溝通」，至多在利益攸關的時候，經過細心的利害權衡之後，向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政要賣個人情，釋放個把排在名單前面的政治犯，反正中共的監獄裡永遠不缺這樣的「外交人質」。
截至2005年6月，胡溫上台還不到三年，現實中的統治卻離「和諧社會」越來越遠。在不斷乞靈於毛時代統治術的政治氣候下，黨內外都正在遭遇著越來越冷的政治嚴冬。
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胡就在黨內開展旨在檢驗效忠的「保先運動」，在內部講話中提倡在政治上要學習極權國古巴和朝鮮，顯然與胡溫公開張揚的開明政策背道而馳。同時，官方鎮壓民間和嚴控言論的底線也大幅度向前推進，從批判「新自由主義」推進到批判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從嚴控異見人士推進到圍剿自由知識界及公共知識分，從製造文字獄推進到打壓維權律師（如，繼李建強律師、郭國汀律師、高智晟律師、法學博士李柏光等維權人士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之後，又有著名維權律師朱久虎於5月26日被陝西靖邊公安逮捕），從「鎮壓法輪功」推進到壓制上訪請願等底層維權，從嚴控傳統媒體推進到集中整肅互聯網，從防止「組織化民運」推進到打壓「網絡議政活動」，從取締社會上的民間網站推進到整肅校園BBS；最近，中共信息產業部又發布新的指令，要求所有的民間網站和個人的博克網頁必須在6月30日前做全面備案登記，大有將所有民間的維權網和異見網一網打盡的兇狠。
也就是說，當局的嚴控和鎮壓的力度在不斷加強，範圍也在擴大，許多以前不是「敏感人士」的人，也被納入嚴控範圍；新的網絡文字獄頻繁出現，以「保護國家機密」為由抓捕新聞記者的案例也在增加，最近就有被判十年重刑的大陸記者師濤和被捕的香港記者程翔。如此草木皆兵的政治嚴控和人權迫害，已經使人權入憲的法律改革和「以人為本」的親民路線，再次淪為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秀。而只要獨裁統治不變，言行不一的政權行為就必然是中共的統治常態，也是中國社會普遍犬儒化的反應。
在這樣的國情之下，統治者越是高喊「和諧」，現實中的不和諧就越嚴重，最突出的當然是經濟失衡的愈演愈烈和分配不均的日益擴大。然而，在我看來，中國社會的分裂，不光是經濟上的而是全方位的，既有經濟的開放發展與政治的封閉停滯之間的分裂，也有社會的日趨多元化與政權一元化之間的分裂；既有官權與民權的嚴重失衡的分裂，也有物質消費高漲與精神道德墮落的分裂。同時，經濟上兩極分化的主要根源，決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即源於政治權利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和獨裁政權固守的跛足改革模式。
在這個分裂的中國，國人生存方式也越來越趨於犬儒化分裂–普遍的言行背離。它既來自政治高壓造成的普遍恐懼，也來自謊言治國造成的誠信泯滅，更來自中共的言行背離的執政方式的示範。現在，響徹海內外的「胡溫新政」和充滿肅殺之氣的「政治嚴控」之間，形成了極為荒誕的醒目對比，不過是中共政權的犬儒化的又一例證而已。如果說，在2003年，現政權對SARS危機和孫志剛等個案的處理，還多少有點「新政」的味道，那麼，2004年以來的「急遽左轉」和「政治嚴控」，讓世人看到了「新政泡沫」的自我粉碎。
正是這種口惠而行不至的犬儒化統治，致使惡性人禍不斷發生，也導致群體性的官民衝突的此起彼伏。君不見，就在新華社剛剛播發了胡錦濤關於「建立和諧社會」的長篇講話的前後，也在「和諧社會」變成大陸媒體上的流行詞之時，大陸接連出現一系列震驚中外的人禍：雲南彝族苗族自治縣151名學生中毒的「大鍋藥慘案」，黑龍江發生導致103名小學生死亡的「沙蘭慘案」，河北發生官商匪合謀製造的6人死亡、多人受傷的「定州慘案」，安徽發生毒疫苗導致一名小學生死亡、三百多人異常反應的「泗縣慘案」；與此同時，官方的新聞封鎖和強行鎮壓並不能緩解愈演愈烈的官民衝突，2004年的發生在重慶萬洲、四川漢源的大規模官民衝突，在2005年毫無減緩之勢。比如：浙江東陽市畫水鎮官方強制征地建廠，引起持續一個月的重大官民衝突事件；江蘇省無錫市地方當局違法暴力拆遷民房，導致官民衝突；西安市蓮湖區也發生民眾與當地拆遷辦的衝突；陝北地方當局對民營業主及其財產的強行掠奪，引發出持續三年的「陝北油田案」；廣西南寧當局的暴力征地，導致大批民眾與二千警員發生衝突；北京郊區農民舉行示威活動，抗議當局為興建奧運會場館而強行征地且不給合理補償；深圳布吉一家港資印刷廠的逾千員工，因不滿廠方徵收伙食費及增加工時而舉行街頭抗議示威；因不滿當地賣地所得款項下落不明，廣東中山市黃圃鎮大岑村上千名村民連續多天堵路抗議，當局出動近千名武警和公安趨散村民；開灤馬家溝礦的工人維權運動與當局警方持續對峙近半個月；四川省達州市逾千名鋼鐵廠工人，因不滿醫療保險和養老金被挪用，聚集在市政府大樓前請願；安徽池州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多輛警車被砸，6名警員受傷，當局抓捕多名所謂「別有用心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池州事件」與去年的「萬洲事件」一樣，起因看似偶然，而實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正是長期的官權霸道造成了被壓抑的民怨之突然爆發，一次小衝突才能釀成數萬人的群體抗議運動。它不是源於既得利益，而是源於超越既得利益的公正飢渴，是普通百姓對權貴們恃強凌弱的強烈怨恨，也是對弱勢者的同情心及正義感。
這說明，穩定假相下的現實危機之嚴重，現政權的統治信心之匱乏，非但沒有經濟和親民的「政績」而減緩，反而大有日趨強化的跡象。
──轉自BBC中文網(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