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在茶山幹校過了個空前絕後的國慶節，最大的特色就是偃鑼息鼓，取消所有的慶祝活動，連國慶節加菜的慣例也免了。好在我是幹校指定的炊事班長，新官上任三把火，借著蓋茅草房的名目，讓大家吃了一頓紅燒肉。當然，這僅僅是巧合，絕無故意與中央過不去的用意。
不作任何慶祝的國慶節過後，茶山的氣候和全國一樣，連日陰冷鬱悶。有一天，幹校召開全體大會，傳達中央文件。歷來傳達中央文件，都有極嚴格的規定，『先黨內後黨外』是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不過，在如此特殊的環境下，早有些黨員有意無意把中央文件的一些內容透露了出來。林彪及其妻子、兒子乘『三架機』叛逃，摔死在外蒙古草原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經有所傳聞了。
聽了中央文件傳達已後，照例是政治表態，口誅筆伐。我花了一個晚上的工夫，寫了一百多行的一首長詩，幹校革委會副主任李門看了，叫人抄成大字報，整整貼滿了一面牆。李門來伙房打飯，見到我還說了一句：『憤怒出詩人！』
我自己知道，憤怒當然有，至於是不是詩，並不重要。中央文件裡指出，林彪曾企圖到廣州來『另立中央』，廣州軍區的百萬大軍，就是原來林彪直接指揮的第四野戰軍。林彪的頭號死黨黃永勝，就是四野的主力部隊司令員，十幾年工夫，竄升為軍區司令員、軍管會主任、中央軍委參謀總長。我僅僅寫了一張大字報，對黃永勝五年前取締一批所謂『反動組織』提出不同看法，他屬下的軍代表，抓住不放，把我整得妻離子散，差點連小命都丟了。現在，黃永勝垮台了，至少應當還我一個公道。
不料，軍代表在領導我們『批判林彪及其死黨的嚴重罪行』時，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林彪黃永勝出事以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凡是反對過林、黃的案子，一概不准翻：二，過去反對林、黃的，說明了對林、黃有所了解。現在應當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對林、黃的罪行加以揭發批判。軍代表手裡有槍有權，甚麼時候都正確，甚麼時候都整人﹔我們既無槍又無權，甚麼時候都有罪，甚麼時候都挨整。這哪裡是正常人的世界？我第一次嘗到『秀才遇著兵，有裡講不清』的滋味，原來是這樣難受。
於是，許多與林彪有關的『小道消息』，甚至政治笑話，就悄悄流傳開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則笑話，是這樣說的：戲劇家協會有位出納叫李富，是『笑話協會主席』，大家也就隨口叫他李富主席，因為『富』『副』同音，外人就以為他是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紅衛兵運動興起，大搞『破四舊』，打、砸、搶、抄、抓，人人自危。李富的妻子悄悄說，你的名字不是連著『富貴』，就是連著『富有』，多少有些『四舊』，不如改個名字，免惹麻煩。李富覺得有道理，但改個甚麼名字，卻熬了三個通宵。最後還是李富一錘定音，『富』改為『賦』，同音不同字，叫起來不用改口，方便多了。
後來，中央文件貶稱劉少奇為『劉賊』，林彪為『林賊』，本來是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和黨章規定的副主席，一下子都變成『賊』了，聽著總有點怪怪的。一會兒是黨和國家的領袖，一會兒又變成賊，落差之大，未免太過兒戲。李賦倒覺得沒有甚麼不妥，只是有一天得了感冒，到醫院看醫生，竟意外地鬧出一場可大可小的誤會。按醫院規則，病人掛號後就在診室外等護士叫名。李賦等了半天，聽護士出來叫名『李賊』，覺得有些奇怪，怎麼有人以『賊』為名。護士叫了三次，不見有人應聲，就依名次叫下一位。直到病人都看完病走了，李賦才覺得不對，可能是護士把他的名字漏掉了。立即去找護士詢問，護士手裡只剩下一份掛號單，就問李賦叫甚麼名字。李賦指著護士手裡那張掛號單說，這就是我的名字。護士一看就驚叫起來：李賊！原來李賊就是你啊，我已經叫了好幾遍，你怎麼一粒聲也不出？
李富自嘆倒霉，差點兒上錯賊船！
上賊船是當時的流行語，出自中央文件，卻流行全國，成為『鬥、批、改』的習慣用語。這裡頭有個公式，例如批鬥劉少奇，就不叫他劉少奇而罵他劉賊，劉一成為賊，照例株連妻子兒女，都被視為上了劉的賊船。劉少奇是大人物，他的部下遍及全國，就都變成『黑幫』，還有知識界的所有『反動學術權威』、『學閥』以及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都被掛在劉賊的派系下面，統統算是上了賊船，怎麼『批』怎麼『鬥』都不過份，因為這些上了賊船的反動派，被認定是死不『改』悔的。等到林彪成為林賊，又有大批『死黨』、『軍閥』，以及原來被視為上了劉賊的賊船的各式人等，這時又一律被視為上了林賊的賊船。所以，我們這些還被強制留在幹校的人，既上了劉賊的賊船，接著又上了林賊的賊船。如果將來還有鄧賊、馬賊，又如果我們還活著，賊船當然是照上不誤的。不管你想不想得通，賊船照上，照批照鬥，多少熱血青年丟了最可貴的生命！這就是『鬥、批、改』沒完沒了的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無法結束，無法取得最後勝利的緣故了。
在如此荒誕的歲月，我也學會了過自己的日子。灶王爺我照樣當，做飯燒菜，做好本職工作之餘，我就灌滿一壺茶，捎帶兩個饅頭，一份《參考消息》，持一把廣州造的汽槍，躲到樹林裡，打斑鳩去。我走到附近一座小山丘邊沿小樹林裡，找了一株枝葉茂密的矮樹，背靠樹身坐了下來。這時，艷陽高照，遠遠近近的山林，全都籠罩在墨綠色斑駁的世界裡，氣氛極其安靜。但是，我心裡十分清楚，這裡正隱藏著一個小小殺機。
我現在有的是時間，又有現成的書本經驗，活學活用古人『守株待兔』，就成為我屢試不爽的『守株待鳥』了。切身的經歷告訴我，斑鳩是鳥雀中的精靈鬼，沒等你靠近，它就飛之夭夭了。我的辦法是：在斑鳩時常出沒的地方，物色好一個隱蔽處，在那裡靜靜等待，可以自由自在地喝茶看報，想心事。憑我少年時鍛煉出來的聽覺，只要那輕柔又富彈性的哨音傳入我的耳膜，立即就能意識到有斑鳩飛來，及至那幾聲拍打翅膀的礔啪聲響，我即刻能判斷出斑鳩落在樹枝上的正確位置，然後悄悄舉槍，然後槍響鳩墜，然後，那種滿足感油然而生，勝過於忽然靈機一動，解開了一個困擾多時的心結。
我自信選對了地方，利用枝葉遮蔽自己，不容易被斑鳩發現，反過來，樹夜常常會遮住斑鳩的眼睛，不容易看到我。不是有個成語故事叫『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嗎，原來和『守株待兔』一樣，都是譏諷那些自作聰明的蠢人的，我卻反而用之，倒也相當得心應手。
也許『守株』的時間長了，自然有些疲乏，正昏昏欲睡之際，忽然心裡格登一跳，一樁困擾多時的心事，忽然有了頭緒。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叫做『靈感』，或叫做甚麼『感應』，總之，立即，抓住這個念頭不放，極力窮追。果然，一年前的一樁往事，浮現在眼前。那是一本新出版的書，書名《李白與杜甫》，沒甚麼特別，但書的作者是當今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就不能等閑視之了。聽聞當今至高無上的領袖喜歡李白，不愛杜甫。本來，喜歡誰不喜歡誰，完全有個人的自由。但是領袖之所以是領袖，愛與恨都不是『無緣無故』的。郭沫若的自部新著作，褒李貶杜，當然也不是『無緣無故』的。不論褒李還是貶杜，只要能說出道理來，哪怕道理偏頗，都可以略備一格。不過，書中以杜甫一首七言古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例，判定杜甫是個『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卻令我驚嘆不已。
郭的『論據』有二：一是杜居大屋，竟然有『三重茅』，而這種蓋有三重茅草的房子，據說是『冬暖夏涼』 ，只有地主才能享受得起﹔二是杜甫的茅屋為大風所破，卻指責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為盜賊』，分明『一副地主分子的兇惡嘴臉』。我讀書不多，大抵還知道郭沫若與杜甫是不同時代、不同命運的兩個大詩人。郭氏官拜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絕非杜氏一介布衣所能相比。若以詩論，郭大概還不配替杜『洗腳』。只是郭的命運太好，居然為『杜甫草堂』題匾，卻又對『茅屋』一無所知，才鬧出所謂『冬暖夏涼』的大笑話。我在幹校期間，建過磚瓦房，也搭過茅草屋。覆蓋房頂的茅草簾，必須由房簷處開始碼著鋪，一層一層往上鋪設，必須覆蓋三層，最後在房脊處將茅草簾壓緊，才可避免漏雨。所謂『三重茅』，就是這樣簡單的道理。正常的中國人，都知道住大瓦房舒服，不至於愚蠢到去住茅草房，享受『冬暖夏涼』的地主生活。
杜詩『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層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清代詩評家沈德潛在此處評注：『實有此事，不必作隱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郭氏飽讀詩書，竟然以『階級鬥爭』的關點，給古人無限上綱上線，誣陷杜甫是『一副地主分子的兇惡嘴臉』。我想，杜甫一生寫下萬首詩，建構成自己一座輝煌的詩歌殿堂，其中《三吏》、《三別》，公認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任誰都無損詩聖一根毫毛。倒是郭氏自己，將一個人性完全扭曲了的文人形象，暴露為遺。何苦！
我正想入非非，忽然一絲輕柔又富有彈性的哨音，從頭頂掠過，接著又在附近樹梢上發出幾下礔啪聲響。我立即確定目標所在的方位，利用樹叢和枝葉作掩護，輕捷地接近目標，貼靠在一株歪脖子樹背後，認準方位，進行搜索。在枝葉深處，我發現一塊茶杯口大小的褐色物體，便毫不猶豫地舉槍、瞄準、扣板機，噗地一聲響，一隻山斑鳩應聲墜地。幾乎同時，又有一絲哨音掠過，哨音遠去，繞了個大圈，又兜了回來，在對面一株枝葉茂密的樹梢上，發出幾下特別響亮的礔啪聲響。就在哨音兜圈子瞬間，我的汽槍已從新上膛。斑鳩一落在樹梢上，枝葉還在輕輕擺動，我立即發現，樹葉恰好遮住斑鳩的頭和大半個身子，露出銅板大小的一塊粉灰色胸脯，我連忙瞄準，恰好是四十五度拋物線，當胸一槍，打個正著。
我性格內向，在那險惡的環境裡，本來就少與他人打交道，現在獨來獨往，荒山野嶺間打斑鳩，整天不說一句話，孤魂野鬼一般，越發孤獨。表面看，小小一座冰山，內裡卻是滾燙岩漿。也許有太多解不開的鬱結，岩漿才翻滾不停。
我不明白，二十年前已經連肉體都消滅了的『地主階級』，有甚麼理由，還要株連九族，禍及『新中國紅旗下』僥倖長大的後代？又有甚麼理由，將全部所謂『罪名』，清算到千年以前的大詩人杜甫頭上？地主階級果真有十惡不赦的罪孽嗎？
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從人文觀點看，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文明，一直是『以民為本』的，『民以食為天』，『食』自然而然就成為『本』中之『本』。無論士、農、工、商，無不以農耕為安身立命的根基，從事各項經營、管理、勞作，生產出所有人口賴以生存所必需的糧食，和各式各樣生活用品。並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各具時代特徵的思想文化。即使像秦始皇那樣的暴君，焚書坑儒，也不敢毀壞『民』賴以為生的這個根基。如今，將社會的一切不公，全都歸咎於『地主階級』，一棍子打死，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豈不是最大的不公？
有我這樣看法或想法的人，相信不會太少。只是，知識階層早已被強令『夾緊尾巴』，從這條『賊船』趕到那條『賊船』，任何時候，都『不許亂說亂動』，連喘口氣都可能惹禍。
我還是不明白，陶鑄這位封疆大吏，中南五省首腦，土改運動時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不出三年，轄區內的地主、富農，一個個屍骨無存。具有獨創性的『反地方主義』，令廣東大批領導幹部背上『反黨』罪名，受到嚴厲打擊和處分，有的還被冤殺。反右運動，又打成了數萬名右派。大辦公共食堂，又提出『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不出三月，全境大饑荒，百萬饑民逃亡，一半去了香港，一半死於珠江口或關進收容所。照理說，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遺餘力﹔落實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各項措施，嘔心瀝血。如此忠心耿耿，官拜『第四把手』的中央大員，卻敵不過文痞姚文元一篇《評陶鑄的兩本書》的狗屁文章，立即被趕上劉賊的賊船，死於非命。又是甚麼道理？
狗屁文章直指陶鑄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甚至扣上了『南霸天』的帽子。問題是陶鑄『上賊船』之前，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不負『聖命』，治粵多年，替中央鎮守『南天門』，功不可沒。那么，陶鑄是罪可當誅的『南霸天』，還是鎮守『南天門』的封疆大吏，到底由誰說了算？歷史的是非曲直，極其複雜，往往不是『當事人』或『當代人』能夠論斷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時過境遷』，陶鑄也許可以恢復『封疆大吏』的名譽，但站在廣東六千萬人民的立場上看，『南霸天』的帽子，就能那麼容易地摘掉嗎？
問題又回到我自己身上。黃永勝是林彪的死黨，上了賊船。但林彪指揮過的百萬野戰軍，包括軍官和士兵，不可能全都上了賊船。黃永勝的部下，那些還在領導我們進行『鬥、批、改』，並把我們也趕上『賊船』的軍代表，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能夠輕易放過我們嗎？果然，沒隔多久，軍代表就向我下毒手了。
8/27/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