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中國的拉美化傾向(4)

【大紀元9月2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報導) 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的高速增長，給這個古老的國家帶來多方面的深刻變化。但是一些密切關注中國經濟和社會未來走向的學者提醒中國決策層，要特別警惕出現貧富對立導致政局動盪的拉丁美洲化傾向。請聽系列報導的第四部份：中國拉美化的前景。

*“抗議增長率”和經濟增長同步？*

隨著中國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越來越不滿現狀，紛紛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據新華社主辦的瞭望周刊披露，去年，中國各地共發生5萬8千多起聚眾抗議事件，相當於10年前的6倍多。美國蘭德公司中國問題專家唐納指出，自從中國政府1993年開始統計這些數據以來，騷亂每年都以百分之9到百分之10的速度增長。

*亞銀：近半數人貧困*

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中國大陸的13億人口中，有大約5億8千3百萬人生活在國際公認的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用不到兩美元，其中更有至少兩億人每天的生活費用連一美元都不到。學者指出，近半數人的極度貧困化使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不同於東亞地區的主要工業化國家。

夏威夷大學東西方研究中心亞太問題研究員麥克納利說：“中國工業的強勁增長遠高於大部份拉美國家，但是與此同時，中國卻經歷了韓國、台灣等東亞主要工業化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現象，那就是居民中出現的迅速擴大的貧富分化傾向，這種傾向在城鄉之間表現得尤為突出。”

*鄉村貧困是城市危機的先兆*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的《拉丁美洲化的中國》一文指出，中國鄉村的極度貧困僅僅是目前危機四伏的城市危機的先兆。生活在城市邊緣地區的農民工同時也在社會權利方面成為城市的邊緣化居民。他們正在為居住權利、法律地位、以及平等的工作機會、受教育權利等社會福利待遇而抗爭。

*拉美化的經濟政治含義*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問題資深研究員赫金伯瑟姆認為，中國城市近年來出現以及未來面臨的問題已經顯露出拉美化的傾向。

他說：“拉美化社會指的是類似拉丁美洲國家普遍存在的財富和社會資源兩極分化的現象。但是拉美化同時也包含政治含義，意味著城市中的富人和特權階層與貧民和窮人之間的尖銳衝突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對立局面。中國城市千百萬農民工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染上這種‘拉美病’。”

中國大陸的學者也看到了農民工問題的危險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長陸學藝在接受官方媒體採訪時指出：“一個億的農民工將城鄉二元結構的鴻溝帶到了城市，有人看不清問題的實質，反而說外地人引起犯罪率上升。我們創造了許多‘有特色’的東西，現在證明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成為拉美化社會呢？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觀點。

*索林格爾：拉美化概念不適用*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教授索林格爾認為， 拉美化的概念不適用於中國。

她說：“拉丁美洲在許多方面都和中國不同，比如說，那裡通常都有強有力的軍事政權統治，通常都有從事工商業活動並且依附於統治集團的富人階層。窮人生活在都市貧民窟裡，和富人的生活形成鮮明對照。盡管中國正在出現貧富分化，但是我沒有看到中國已經出現了這種拉美化特點。”

*程曉農：權錢勾結和城市貧民窟化*

但是旅美華人學者、當代中國雜誌主編程曉農認為，拉美化社會的許多特點中國都已經具備，權利和金錢相勾結的腐敗現象有目共睹，貧富差別的嚴重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他說：“所謂拉美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貧民窟化。中國城市當局如果不採取強制措施驅逐流動人口，中國早就貧民窟化了，溫家寶今年春天曾專門派人去拉美國家考察貧民窟問題，證明中國政府對此是一清二楚的。”

*勞力過剩有扭轉之勢？*

有關農民工對中國城市造成的壓力，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夏威夷大學東西方研究中心亞太問題研究員麥克納利認為，最近盛傳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有扭轉的趨勢，這對於提高農民工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是一個好消息，可以緩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矛盾。

他說：“中國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剩餘勞動力有可能被用盡。中國正在出現範圍極其廣泛的工業化現象，而大部分行業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的。最近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勞動力緊缺的現象，這有助於改善農民工的人權狀況，提高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從而避免中國出現拉美化的局面。”

但是大部分學者對於農民工地位的改善不抱樂觀態度。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問題資深研究員赫金博瑟姆認為，中國人口和勞動力過剩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在個別地區和特定時期，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長遠來看，任何工業化進程也難以消化象中國農民這樣龐大的勞動力大軍。

*有時需用政治手段實現公平*

赫金博瑟姆進一步指出，解決這個問題只靠經濟手段是不夠的，社會公平有時需要用政治手段來實現。

他說：“東亞國家多年來從貧窮落後的農業發展中國家向現代發達國家過渡的成功模式，就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非常重視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這就是韓國和泰國的模式。中國領導人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開始著手加以解決。但是他們近年來似乎沒有象亞洲一些成功轉型的國家領導人那樣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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