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台灣民意對北京強權

【大紀元8月9日訊】台灣民主的成熟，凸現了北京對台政策的失敗。胡溫需要調整政策，以大陸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作為兩岸和談的時間表。

任何國家的民主制度的發展，皆要經歷曲折甚至危機，老牌民主國家如此，新興民主國家亦如此。民主國家的政治危機，既是對其民主制度的考驗，更是完善民主的催化劑。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之後，台灣民主經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民眾動員、街頭政治、族群對立的考驗，使台灣的民主法治更趨成熟。換言之，只有十七年民主實踐的台灣，這個亞洲新興的民主社會，在龐大的專制政權的擠壓下，也在國際孤立的逆境中，經受住了尖銳的朝野對立和浩大的街頭政治的考驗，最終回歸到法治軌道解決爭議，隨著驗票和調查的結果的出爐，大選爭議和民怨洪流便逐漸平息。即便在爭執最高潮時期，台灣人的民主素質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總統府前的五十萬人的集會抗爭，以理性有序的方式進行且得以和平落幕，台灣警方的“清場淨空”也不見一滴血，不能不讓人想起十五年前中共制造的六四屠殺，盡顯民主台灣的良治與專制大陸的暴政之間的天壤之別。

如此落幕的台灣大選，讓聲言決不能坐視台灣亂局的北京失去了可乘之機。也就是說，台灣民主的成熟和阿扁連任成功，再次凸現了北京對台政策的失敗，未來的四年中，如何與阿扁政府打交道，卻實是對北京“不能坐視台獨”的兩岸政策的新考驗，需要胡溫體制做出較大的政策調整，而固守“一國兩制”的老套及其打壓、圍堵、統戰和利誘等傳統策略，顯然已經毫無出路。除非北京繼續拒絕與阿扁政府打交道，讓台灣在獨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的話，北京就只能別無選擇地洗心革面。

前兩次大選中，北京對台的直接打壓基本以失敗告終，李登輝和陳水扁的當選就是明證；從李登輝過境美國只能在飛機上過夜，到陳水扁過境美國受到禮遇，也標誌著北京在國際上圍堵台灣策略的失敗。而對此次台灣大選，北京的態度比前兩次聰明一點，不是試射導彈的武嚇，也不是重量級政客如朱鎔基的嚴辭威懾，而是採取曲線外交，利用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來打壓泛綠和遏制台獨，比如，在法國總統希拉克高調反對公投之後，中方又邀請法國海軍在台灣大選前舉行聯合海上演習。特別是在溫家寶訪美期間，勸說美國政府出面反對公投，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威爾等一系列美國政要的相繼表態，對遏制台獨勢力的繼續發酵，確實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此次大選中公投的無效，與其說主要是台灣主流民意真心反對公投，不如說是美國政府明確的反公投立場使然，讓當初發出“寧要公投而不要選舉”誓言的陳水扁頗為尷尬。因為台灣人心中都清楚，在兩岸的實力懸殊和制度對立的情況下，如果因為形式大於內容的公投而得罪了美國，導致台美互信的惡化，那麼台海局勢的天平就將向北京傾斜，而台灣就將在國際上更為孤立。

曲線壓台的另一證據是大選結束猴，北京並沒有馬上對台灣的朝野僵局直接表態，而是通過美國來傳達北京的態度，中共外長李肇星與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通電話討論台灣局勢。盡管雙方都沒有透露通話的詳情，但美國顯然會把相關信息通知台灣。

然而，中共對台策略的這些微調僅僅是權宜之計，無法真正為兩岸關係帶來和諧的新局面。從北京目前對台灣大選的態度看，時至今日，北京仍然沒有學會如何爭取一個民主社會的主流民意，大陸媒體上充斥著幸災樂禍的語調，繼續大造“挺一派打一派”的輿論，還要趁火打劫地抹黑台灣的民主。甚至，在台灣朝野對立僵局無法打破的情況下，中共國台辦還以中央政府的傲慢姿態發出恫嚇：“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蕩，危及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損害台海地區的穩定，我們將不會坐視不管”。與其同時，中共人大就香港政爭表態，否定港人爭取雙普選的民主要求，以強權為香港政制改革定調。

通過競爭選票來爭奪執政權的民主政治是人心政治，任何政客都必須尊重民心所向。現在的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島內的任何政治勢力都必須在乎民意主流，而本土化大潮越來越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阿扁推動“去中國化運動”也好，與連宋的競爭執政權也罷，民進黨靠的就是民意這張民主社會中的王牌。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四年來政績乏善可陳的阿扁政府，其支持率為什么還能成長了十個百分點，並在大選中以微弱多數勝出？為什麼泛藍要在大選臨近前改變選舉策略，由反對公投轉向有條件地支持公投？

面對這樣的台灣現實——民主社會及其主流民意，罔顧民意者必將被民意所拋棄。這一現代民主政治常識，不僅對島內各派政治勢力有效，對隔海的獨裁政權同樣有效。自從台灣變成民主社會之後，兩岸政權之間的較量的經驗證明：李登輝和陳水扁逐漸贏得主流民意的過程，正是北京政權的長期罔顧島內民意的過程，1996年試射導彈的結果，是把民意推向李登輝一邊，所以才有“兩國論”的出現；2000年朱鎔基的嚴辭恫嚇的結果，是讓陳水扁贏得大選；扁政府執政的四年裏，北京奉行的拉連宋而打扁呂的統戰策略的結果，是連宋支持度的大幅度下降和扁呂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北京在國際上對台灣的圍堵，只能刺激台灣人爭取國際尊嚴的努力；所以，陳水扁才敢於提出“一邊一國”和大打公投牌。也就是說，除非使用武力征服的極端手段（如前蘇聯對東歐諸國的武力干預），否則的話，一個獨裁政權試圖把強權意志強加給民主社會的任何作為，必定以失敗告終。

阿扁執政四年來兩岸的較力經驗已經充分證明：維持現狀派占据島內民意主流，對台灣而言，使統派無法主導台灣局勢，也使獨派不能走得太遠，連任成功的阿扁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已經透露：他既不會向北京的高壓妥協，在未來四年內也不會宣布獨立，520就職演說還將提出兩岸關係的新主張。

對大陸而言，北京的“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在台灣沒有任何市場。而在無法贏得島內主流民意的情況下，北京對台一貫堅持的中央心態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嚇的威懾、拉一派打一派的統戰、經濟收買和國際圍堵——不僅絕難奏效，反而會適得其反，越發刺激台灣民意對島內的親北京勢力的反感（正如北京不尊重自由香港的主流民意，才導致了港人民意的巨大反彈）。所以，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對立，與其說是台北總統府與北京中南海之間的衝突，不如說是台灣主流民意與中共獨裁強權之間的斡旋。

雖然，在目前的國際關係中，沒有政治道義合法性的北京政權卻具有國際法上的主權合法性；而具有充分政治道義合法性的台灣政權卻沒有國際法上的主權合法性。這種現狀，看上去似乎有利於中共政權的統一戰略，但在事實上，正是這一悖論，既構成台灣獨立的瓶頸，也構成北京統一的瓶頸。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尷尬地位，造就了民主台灣的欲獨立而不能的悲情姿態；北京在政治道義上的劣勢和在主權上實力上的強勢，非但沒有為北京帶來對台灣的絕對优勢，反而使趾高气揚的大中國陷於遠勝過台灣的尷尬之中。而且，北京的尷尬沒有台灣悲情的動人力量，而只有專制政權的無奈硬撐。相對於台灣，即便中共政權擁有再廣袤的領土、再龐大的人口、再優勢的武力、再高速的經濟發展、再有利的國際地位，只要大陸的一黨獨裁制度沒有根本改變，美國的台海政策及其台海格局就不會有根本改變。

所以，北京也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台灣朝野的離心傾向愈演愈烈，卻苦於無計可施。除了無效的文攻武嚇之外，再也拿不出更柔性的辦法來吸引台灣。要破除這一瓶頸，消除這種尷尬，就必須打破上述悖論，使台灣失去對大陸的政治道義優勢。對北京而言，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只要有意願，打破瓶頸僵局的主動權就在大陸政權手中。也就是說，北京對台政策之主線必須加以大幅度調整，與其死盯著誰入主台北總統府和美國的對台政策，遠不如把主要精力用在爭取台灣民心和塑造自身開明形象上，用大陸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作為兩岸和談的時間表。

就眼下局勢而言，北京政府的態度應該是：首先呼籲島內的朝野雙方盡快和解；其次呼籲台灣民眾的理性克制而譴責暴力事件；再次呼籲遵循法治途徑解決大選危機；最後，如果上述表態皆非中共所願，起碼應該保持靜觀其變的不介入態度。

就長遠的台海局勢而言，北京必須為統一提供一種被國際主流社會接受的政治道義合法性及其政體框架，具體而言，在承認兩岸是兩個分治的獨立政治實體的前提下，無非是完成幾大轉變：1，由中央政權的霸道姿態轉向尊重對手的平等姿態。2，由單純的經濟收買轉向政治改革的感召。3，由分化瓦解為主的統戰轉向爭取台灣主流民意認同的尊民。4，由文攻武嚇的實力打壓轉變為和解對話的道義誘導。5，由僵硬的國際圍堵轉變為靈活的外交寬容。

在短期內，指望北京對台政策發生如上轉變是極為困難的，因為上述轉變必須以大陸政治改革的啟動為前提，首先要尊重自己國內的民意，才有可能尊重台灣的民意。然而，除非北京放棄統一或壓根不想真的統一，否則的話，就必須完成上述轉變。因為，沒有上述轉變的完成，台灣只能漸行漸遠，即便無法達成獨立，起碼決不會與大陸談統一。

2004年7月10日於北京家中

轉載：《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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