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田：「後天劣等性」——庸俗「存在主義」的必然

【大紀元6月23日訊】去年底，因爲想在網上發佈《天安門情人》而開始光顧中文網站，一發不可收拾，至今也半年有餘。而到今天，小說已經出版，“六四”十五周年紀念也成爲過去式。回首往事，頗有許多的感受，希望在和中文論壇說再見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我在《天安門情人》的自序裏所說：我看透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包括我自己的）。這裏還是想從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個話題談開去。

我必須感謝網絡，爲我觀察中國人的“劣根性”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在平時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沒有太多機會觀察人的內心世界。同事、鄰居，即使家人、朋友，彼此之間總是有一層道貌岸然的面紗。我們或許可以通過他們的行爲而分析出他們潛意識的思想，但赤裸裸地從他們的言談中認識到他們的思想，卻只有在網絡蒙面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網絡，爲觀察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

但縱橫網絡半年，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爲什麽五四時候的文化先驅們就開始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時至今日，我們還需要動不動把民族的缺點歸咎於這個“劣根性”大一統的籮筐裏？是不是中國人一切不“文明”的偏執行爲都是由於我們有一個“劣根”呢？“劣根性”從當初被魯迅等文人提出，到了今天幾乎已經成了我們國人的護身符：看，不怪我，都是我們文化的錯！而更有人，從全盤西化的觀點，認爲這裏的“根”就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

真是這樣嗎？其繆不然！我這樣說，並不是打算爲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正名。我的目的在於：認清幾十年的中共統治，讓我們的民族除了“劣根性”以外，又多出了一種“後天劣等性”。這種民族性的劣等性征，與“劣根性”的區別在於：它是完全由於幾十年的中共統治造成的，而往往與我們的傳統文化相駁。這樣說的根本原因在於，“後天劣等性”的産生是由於中國式的“存在主義”的結果。

我這裏所說的，是一種望文生義的庸俗“存在主義”，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定義（因篇幅所限，不再討論科爾開戈爾、海德格爾這些存在主義鼻祖的觀點）。中國的“存在主義”應該從中共建立政權那天起，就由毛澤東在城門樓子上宣告成立了。因爲中共在政權建立以後的行爲舉止，完全符合薩特的名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但這種主義的實質，一直處於無人識別出來的狀況。直到80年代中期，薩特的存在主義被引進國門，才讓一部分先知明白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就是：存在壓倒一切。但中國式的“存在主義”走入尋常百姓家，取代了共産主義理想，成爲中國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卻是在89年六四以後。因爲在此之前，雖然有許多趕時髦的人購買過《存在與虛無》，但真正像我一樣看完全書的，幾乎沒有多少。而能夠對存在主義的認識從那句淺顯易懂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上升到存在主義哲學最基本的觀念——存在先與本質——的，更是鳳毛麟角。那個時期，整個民族的思想還沒有脫離“振興中華”這個框框。

但到了“六四”一聲槍響，所有中共預構的、現存的框框都被打碎了。無可奈何的中國人無論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都相信了那句淺顯的存在主義名言。從此，整個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沿著庸俗“存在主義”的道路大踏步向前。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其實，中共的第二代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也正是這樣庸俗“存在主義”的生動描述。但是，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庸俗“存在主義”並不是薩特的存在主義。這是有理由的。

中共一手炮製出來的、然後被整個中國社會接受了的“存在主義”，具有先天局限性：無奈之中的自由。這與薩特所強調的“人即自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對於薩特而言，人的自由是絕對的，這樣的自由是建立在人的“自我感覺先與對自身的認識”——即：存在先與本質——的基礎上的。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存在主義哲學把“自由”當作其哲學的核心：人有選擇的絕對自由。至於，由此而産生的對於人生的虛無主義的“痛苦”感觸，則是由這個觀點引發出的附屬論點，可以算作存在主義的一部分，但絕對不是它的精義。從這一點上，就不難理解，爲什麽我把中國現階段的庸俗“存在主義”打上引號，以及爲什麽我把它定義爲“無奈中的自由”。因爲這根本不是存在主義的“人即自由”，而是被坦克壓扁了以後的理想主義對現實的無奈心態的反應。對於一個真正的存在主義者，他感受到的痛苦不是源於社會，而是出於內心自覺。而對於今日中國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的擁護者們，痛苦是由社會造成的，這是理想主義破滅以後的大徹大悟，與薩特的存在主義的自覺性有很大的距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作一個假設：一旦有打破現有社會框架的機會，中國的庸俗“存在主義”者會採取如何的行動呢？閉上眼睛，設想一下，就可以體會到中國的“存在主義”與薩特的存在主義的區別。

在89年六四以後，蓬勃蔓延的中國式庸俗“存在主義”，正是造成了中國社會今天“後天劣等性”的溫床。首先體現的就是對道德的全盤否定。在這一點上，一定有人可以從薩特的存在主義中找到很好的解釋，因爲薩特曾經以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話詮釋對道德的理解：“如果上帝不曾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被允許的”。薩特也更進一步說明：“假如上帝不存在，則情形將是很難堪的，因爲一切從睿智的天國發現價值的可能性將隨之消逝。”而道德，無疑正屬於薩特所言的“從睿智的天國”發現的價值之一。

但當我們這樣比較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薩特所說的有一個特定的條件：人即自由。就像他解釋的：“人們可以選擇任何事情，但是只能是在自由行動的範疇之內才可以”。所以，不僅今天中國的“存在主義”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存在主義，中國社會對於道德的抛棄，也不是基於自由的基礎上的選擇。這樣的抛棄，本身說明的恰恰是人的不自由，這樣的選擇也是無奈的選擇。法輪功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紮根，屢遭鎮壓而不滅，基督教地下教會之所以可以在中國如火如荼地發展，也充分說明：庸俗“存在主義”對道德的抛棄，並不具備建立在自由選擇基礎上的主動性。但無論如何，正是中國社會基於庸俗“存在主義”的哲學，對先驗性價值——道德具有這樣的本質——的抛棄，從根本上爲“後天劣等性”的成長開闢了道路。我們不妨例證一二：

1． 偏執性固執狂

在網上的中文論壇裏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大陸網友具有一種偏執性固執狂傾向。如果是一以貫之地堅持真理的精神，當然讓人感動。但網絡上常常看到的是一種偏執性的死不認錯的態度。無論大事、小事，無論家事、國事，只要有不同的觀點，固執的大陸中國人總會心中燃燒著布魯諾式的獻身烈火，不厭其煩、誨人不倦地堅持自己的觀點而全然不管對方的理性立場。一步步下去，辯論自然演化成爭論、然後進一步成了爭鬥、打架。即使一個很好的議題，一個可以促進大家嚴肅思考的話題，最後也流落於不知所云的人身攻擊。而一個論題的辯論，引發成雙方的血海深仇，也是比比皆是。

這種固執，並不僅僅在網絡上存在。在北美的公司中，舉凡有大陸中國人的地方，就少不了這種固執狂的存在。這幾乎是北美移民文化中的一個特色。我之所以把它當作“後天劣等性”看待，是因爲同樣受到中國文化浸染的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同胞以及香港同胞，相對來講就要理性得多，辯論也要溫和得多，這樣的固執狂徒也要少得多。當然，和純種的歐美人比較起來，他們又要遜色一點。但即使如此，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偏執性固執，是我們大陸人自生的“後天劣等性”。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裏，有大量的關於虛心學習他人經驗的教誨——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袪衣受業等等等等。經受這種文化熏陶的民衆，自然不會是固執己見的頑愚之徒。在我們的歷史中，即使是“天子驕子”的君王，也有從善如流的傳統。這也是爲什麽，在上個世紀初，我們的民族幾乎沒有抵抗地接受了西方的現代文明，甚至也沒有抵抗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之一：我們的傳統文化並不是一個怯於學習、引進的文化。當然，在拿來的過程中，一方面因爲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思想（這無疑可算“劣根性”之一），另一方面由於日本的侵略改變了整個歷史的進程，造成最終學習失敗。但這並不能說，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固執己見”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後天劣等性”固執狂，與中共五十五年統治具有邏輯上的因果關係。

這樣說，一定有人反對：毛澤東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就提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難道這不是一個提倡虛心學習的經典思想？

不錯！毛澤東還說過“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還提倡過禁欲生活。哪一樣不是挂羊頭賣狗肉的“愚民教育”？所以說，毛澤東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最終結果，恰恰加速了中國人偏執狂一樣的“固執己見”的容不得別人意見的思維方式形成過程。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比“自食其言”更容易讓受衆“背道而馳”的方法了。中共長年累月的謊言宣傳，無疑是今天中國人“固執己見”的“後天劣等性”産生的凝固劑。

中共信奉的庸俗“存在主義”，讓它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因爲這樣的存在主義，本質上，恰恰是反對存在主義對人的自由的推崇的。所以，表現在具體政策上，也必然以約束人的自由爲最高宗旨。另一方面，它過分地強調了“存在即是合理”。所以，在這樣的庸俗哲學指導下的政權，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改弦更張的。這也就可以理解，爲什麽會有“兩個凡是”這樣的口號，也可以理解，爲什麽不會完全否定“文革”、不可以完全否定毛澤東、不可以爲“六四”平反。這個政權爲自己的行爲提供各種藉口的遮羞布，只是對先驗的“合理存在”的後補而已。正是因爲它信奉庸俗“存在主義”，先天性地把由它造成的既成事實當作合理的存在，它才可以一而再地爲找到解釋的理由，爲需要遮掩的“錯誤”（這不是它所認爲的）辯解。

由此不難看出，黨文化的本質，就具有偏執性固執狂傾向。即使在今天，皇帝的袈裟已經讓它強姦尼姑的事實撕爛，它依然可以固執己見地繼續宣揚它的理念：我是公僕，爲人民服務。不願正視現實，不敢面對真相，不惜扼殺真實，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政權更固執的任何東西嗎？沒有！

黨文化由於中共的強權地位，而浸入了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其中的中國人，耳濡目染，也就難逃一劫了。而“六四”後，庸俗“存在主義”被整個社會接受，這樣的偏執性固執狂也就找到了哲學上依託而更容易被理解了。

由上所述，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麽中國大陸人在辯論話題時，往往失去理性，限於口水戰：這是完全有哲學依據的“後天劣等性”的一個具體表現。

（待續）

2004-06-22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