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新聞自由，這是中共的死穴

【大紀元8月12日訊】中國党政部門報刊“瘦身”，許多人翹首以待，竟然結合胡錦濤七一講話，呼喊什么新聞改革的春天。這只是一种妄想，只要一党專制不結束，中國就永遠不會有春天。

中共靠輿論起家，又靠輿論維系生存。新聞改革必然要暴露真相，要影響穩定，要影響團結，既然影響了穩定，影響了團結，影響了偉大、光榮、正确的神圣定義，就不能有什么新聞改革。雖然新聞不能改革，但還是有自由的。只要能為党和政府添光增彩，什么話都可以說，什么謊都可以造，什么真相都可以蓋。

中國党政部門報刊瘦身，据我所知，僅僅是為了減輕財政包袱，減少受攤派部門對上級的抱怨，并沒有什么大的背景。胡錦濤入主中央以來，任何動作只要和過去稍有不同，眾人皆大呼“改革”，“有大動作”，“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等等。眾人受壓久矣，急盼改革，向往光明，心情迫切，可以理解。其實，大可不必。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新聞自由，這是中共的死穴。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共有更多的期待，也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為難胡錦濤先生。

新聞自由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中共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讓步。有一句話叫：不自由毋宁死，對中共而言是要自由毋宁死，任何人在中共的舞台上都要遵守這一鐵律。

胡錦濤在中共高層多年，深入簡出，深知中共政權之奧妙，那些能動，那些不能動，那些能改，那些不能改，那些可以動，但不能早動，胡錦濤自然是心知肚明。新聞改革就屬于不能動之列，新聞改革就是為了新聞自由。任何改革都必須遵循這一目的。沒有新聞改革就沒有新聞自由，僅僅是在管制上作些改動，在形式上做一些樣子，根本談不上改革。

只要一党專制的局面不結束，就不會有真正的新聞自由。有人認為保障新聞自由并不依靠誰投資，而是依靠有關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制度。這种觀點，只說對了一半。在中國，不論誰投資，你都必須服從中共的意志，那些私人資本投資的媒體如：《環球企業家》、《港澳經濟》、《新周刊》，他們生存的環境到底怎樣？事實上，這些民間資本投資的媒體，在中共專制的體制下比中共自己辦的媒體生存環境還惡劣，還難生存。稍有不慎，便會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關門停刊，這都是常事。中共對自己的孩子都毫不手軟，別說別人的孩子。同樣一個問題，在官辦的報紙上，可能沒有問題，但在民間的報紙就不一定沒有問題。官辦報紙還可以利用自己是官辦，還可以和自己的老子解釋、通融，還可以依靠党內的一些派系的不同聲音，還可以利用党內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認識。民間資本，他們依靠誰，他們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出了問題，他們只能自己承擔；也許他們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中共的腐敗，利用中共的腐敗避免被停刊、被關門、被坐牢。

民間資本入主中國傳媒業，他們只有一個命運，要么同中共的喉舌同流和污，要么關門大吉，因為中共決不會允許在其治下有不同的聲音。深圳的《深星日報》由香港《星島日報》与《深圳特區報》合辦。《星島日報》雖然占到總股份的85％，但是該報吹捧中共的本領，臉皮之厚，語言之肉麻，連大陸的同行都自愧不如。還有美國的博庫网站、雅虎都成了中共的應聲虫。竟然不顧最起碼的職業道德，違背新聞自由之原則，竟然向中國政府保證：在向中國播發的网頁上，不刊登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內容。

BBC是英國的媒體，但是他可以堅持新聞自由和英國政府唱對台戲，英國政府和BBC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一員，英國政府不通過法律也奈何不了BBC。

雅虎和博庫在美國他們也用不著向美國政府作出這樣或那樣的保證，但是在中國他們必須做這樣的保證，因為中國就是中國，他既不同于美國也不同与英國。在中國任何媒體都是弱者，只有中共是強者。對中國的媒體而言，在被強暴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的話，她們只能選擇被強暴，生存是第一位的，為了生存也只能這樣。

中共強奸媒體，在中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我本人堅持認為，任何新聞改革在中國即使有，也只是表面性的。只能是做做樣子。任何媒體，投資方不論來自哪里，為了生存，也只能与中共狼狽為奸，唱響主旋律。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中國媒體，只能是為中共抬轎子、做陪襯，只能讓孤芳自賞的中共感到自己并不孤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 好處。師濤先生《一不小心就被搞死》（見《民主論壇》）中也闡述了大陸的新聞媒體生存環境之險惡。

至于保障新聞的自由依靠有關的法律制度，本人認為也不可靠。一是中國暫時還不能制定有關制度，二是即使制定了這种法律制度，中共也不一定去執行。中國的人權狀況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孫志剛案告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可以堂而皇之地遭到眾多部門（上到國務院，下到各地市、各區縣）的踐踏。党是万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可以遭到踐踏，遭到輕視，還有什么法律不可以輕視，不可以戲弄？香港可能有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但是“二十三條”立法以后，任何言論，任何行為只要不符合一党一派旨意，照樣可以將你圈進危害國家安全、叛國、泄密的圈子里。

在中國，法律只有和共產党的意志一致的時候，法制才有可能得以實現。不過共產党的意志就象天上的云，隨著最高領導人的喜怒哀樂說變就變，并不可靠。因此，新聞自由在中國，只有宣傳党的意志的自由，只有執行党政策的自由，只有為党唱贊歌的自由， 對中國的問題，不論是像筆者一樣的芸芸眾生，還是像胡溫一樣的中共大員，僅僅有愿望是不夠的，新聞為了爭取自由，只能寄希望于憲政改革。只有中國共產党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放棄一党專政。就共產党的秉性而言讓他們放棄一党專政，這簡直就是痴人說夢。為了中國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也為了讓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減少災難，我們還是應該呼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的葉利欽。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的葉利欽，也許對中共是個災難，但是對中華民族將是巨大的貢獻。因此，只有共產党結束一党專政，中國民主的春天才會來到，新聞自由的春天才會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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