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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蔑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制止戰爭。而要制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採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沖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准備好了再干」。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盡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准備，五是要盡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扎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敘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餘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築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准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准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制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准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系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准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余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藉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