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街上跑的人﹐十有六﹑七是傳染病人或帶菌者﹐那留個傳染病醫院還有什麼用處﹖沒被傳染的健康人﹐體內必定有特殊抗體﹐不然何以健康到今天﹖經過廣泛調查和深入研究﹐市領導們做出了一項新決定﹕將那個又葬又破的傳染病院改成了精神病院﹐俗稱“瘋人院”。
當下精神病患者之多﹐堪稱世界之最﹐且極具時代特色。不多開幾家精神病院確實不夠用。光我們這個街道屬區就有三個半瘋人﹐按得病的順序講應該是這樣的﹕
頭一個是在大街上高舉毛主席語錄狂奔﹐非要和汽車硬碰硬﹐嘴裡大喊﹕“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好心的鄰居和過路人怕他碰出人命來﹐就連拉帶拖地送他回家。他在眾人拖拉時奮力高喊﹕“毛主席萬歲﹗將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很像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奔赴刑場。更讓眾人啼笑皆非的是﹐他還像兒童模仿打槍那樣﹐“蹦蹦”地喊兩聲﹐躺在地上不動了﹐假裝中彈死亡。
很多老人都私下說他得了惡報﹐為弄個一官半職﹐揭發了自己的對象﹐把一封有反黨言論的情書交給了黨組織﹐由此那個十六歲的女孩成了反革命﹐槍斃那女孩時﹐他去偷看靶場﹐回家後就開始瘋了﹐而且越來越重。不知是誰給他起了個渾號叫“情郎”﹐取“情狼”的諧音﹐意思是咒罵他出賣了自己的女朋友﹐是感情世界裡的一條狼。這個咒罵未必不貼切﹐但他出賣女友變成“情狼”時﹐是十九歲﹐瘋時才不過二十二﹑三歲的年齡。若是換個背景﹐換個處境﹐也不過是個奶氣剛脫的大孩子罷了﹐能懂什麼呢﹖
另一個被大家戲稱為何義仙。是工學院的老師﹐平時挺安詳個小老頭﹐一犯病就成了武林高手。萬一誰被相中﹐就得快跑﹐不然五六個小伙子也摁不住他。此人雖有暴力傾向﹐但名聲卻挺好。一來他不是見誰打誰﹐而是只打被他想象成壞人的人。二來他是在學校值班時﹐眼看同事的小孩在院子裡正玩﹐被飛來的流彈打倒在地。當時海運學院派和工學院派的武斗已經停了。沒想到會有人對個孩子打冷槍。老頭聽到槍響一看孩子一身血﹐抱起孩子就往醫院跑﹐到了醫院孩子已經死在路上了。連累帶驚帶急帶氣﹐加上心疼小孩﹐老頭猛地栽在醫院地上休克過去﹐等救醒後精神上就出了偏。拎個棒子或掃把滿街找“該打”的壞人。每次開打之前﹐他都提示性地大吼﹕“最高指示﹐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然後在出棍打。
他這種先禮後兵的打法﹐很有些俠義風范﹐不象奸臣小人那搬﹐背後捅黑刀子﹐讓人沒得防備。所以被他相中的人﹐只要快跑都能幸免挨揍。要遇到有小孩在現場﹐他總是怕嚇到孩子﹐要說﹕“爺爺保護你打壞蛋﹐不怕不怕。”然後再喊再打。這個瘋老人的病因和病狀特點﹐使人們確信他是良心太好才瘋了﹐就比喻他是古書中的瘋道士瘋俠客﹐總之給了他個“義仙”美名。起先也有叫他何義瘋的﹐意在他是為正道正義不能伸張而急瘋了的。但這稱號有個“瘋”字﹐還是不夠恭敬﹐等有人開始想出個“義仙”來尊稱他時﹐許多人都跟改了口。其實他的真名叫何正濮﹐是工學院教化學的。
第三位是個女的﹐病 態最難讓人接受。只要她小姑子沒看住﹐就脫得一絲不掛沖上街﹐專攔灰色小汽車磕頭﹐哀嚎慘呼﹕“主任﹐我脫﹐我脫﹐饒了魏成吧﹐我脫了……”。這件事剛出來時﹐整條街像炸了的油鍋﹐各種咒罵聲不絕于耳﹐有人圍看熱鬧調笑﹐隨之瘋女人的故事就傳的家喻戶曉。再後來她犯病跑出來﹐男人見了趕快跑去喊女人來。常在街上玩的半大小子們﹐大概早被家裡緊告過﹐有的背過臉去﹐有的索性跑開。等有女人趕來﹐用床單桌布之類的東西蒙住她﹐再“好了﹐蒙了”的喊一聲﹐一切秩序即在瞬間恢復正常。我聽到過人們感嘆這女人可憐﹐但時間一長感嘆聲就沒有了﹐人們開始習以為常。此瘋女另一病態是每夜必歌﹐一更天始三更天止﹐唱腔淒美悠遠﹐夾雜一些極具功力的念白﹐使整條街似瀰漫繚繞在天音和咒語之間。也聽有鄰居去她家報怨。結果她小姑子說﹐怎麼勸也沒用﹐她非要唱﹐我管不了。說罷就嚎咷大哭。去的人也只能賠上些好話﹐怪自己多事。
這女人雖然瘋了﹐唱的卻異常動人﹐整條街的人都為之所動﹐誇她唱的好。漸漸地人們也習慣在夜闌人靜時聽她的京劇唱段熟睡。有一天人們忽然發現這歌聲停了﹐四處打聽才探得消息﹐說市傳染病醫院改成了精神病院﹐有暴力傾向和嚴重擾鄰事件的病人﹐可以優先考慮入院。這麼一來她和我上面講過的兩位瘋子一同﹐由街道革委會點名推薦﹐住進了那座新改成的精神病院。聽母親說這位瘋女人是市京劇團的著名青衣叫紀淑娥﹐文革前母親看過她的戲﹐印象頗難忘﹐說她飄逸如仙藝蓋群芳。誰能想到﹐幾年的時間﹐人會瘋成這個樣子。中學時我有個同學的母親在京劇團唱老旦﹐聽她講起才知道﹐紀是戲曲學院分來的高材生﹐較他人而言﹐年青﹐業務也更專精﹐很召人嫉妒。平時此人只重業務﹐對劇團內複雜的人事關係一竅不通。一次開創作會﹐討論曲目時她失言說﹐京劇應以上演改編的古典曲目為主﹐現代戲人物太類型化﹑性格太雷同。這些話被人添枝加葉打了小報告﹐她就成了文化局的黑典型﹐被文化局點名批評和隔離審查。紀父母早亡﹐由姨媽帶大送去學藝的﹐來劇團後和團裡的武旦魏成結了婚﹐算是有了個自己的家。她被隔離後劇團有傳言﹐說聽到夜裡有人喊救命﹐很像是她在喊﹐大概他丈夫也聽說了這傳言﹐把臺上用的大刀偷拿回家開了刃﹐有天夜裡她又喊救命﹐他丈夫就持刀沖了進去﹐正好看見幾個審查人員在撕脫紀淑娥的衣服。他就使出了武旦的看家功夫﹐把在場的人都砍了﹐兩死三傷。事後公安局就把魏成抓去﹐按預謀殺人罪槍斃了。紀淑娥就是在她丈夫砍人那天被嚇瘋的。
最後一位姓王﹐瘋的較輕﹐算半個瘋子吧。整條街的人都稱他“短路”﹐有時也喊他“沒個夠”。他的症狀更稀有﹐定時定點地站到街道商店的土臺子上﹐對自己進行批斗﹐還在自己的脖子上掛個牌子寫﹕“階級異己分子”。聽說他幹什麼都很正常﹐只是跟到點上班似的﹐誰也攔不住﹐準時去站那個土臺子批斗自己。此人病症不屬傷人和擾民類﹐故未得到優先住院權。據不可靠消息說﹐他已在精神病院報了名﹐在等空床位。文革結束後的幾年﹐他女兒四處托人送禮﹐總算在新建的精神病院給他搞到個床位﹐住了進去。不久有傳聞說他在醫院裡還定時要去批斗自己﹐醫生當然不許﹐他又非要去﹐醫院就給他打了針控制中樞神經的藥﹐幫他鎮靜﹐結果用藥過量﹐造成他癱瘓一周後死亡。她女兒發誓為自己的父親討回公道﹐逐級上告至中央﹐八年後才得到以“醫療事故”為由的經濟賠償。可這是後話﹐是另一回事了。就當時而然﹐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去精神病院。盡管這種被老百姓稱作“瘋人院”的醫院﹐從沒聽說它把哪個病人治好過﹐可謂是有進無出的醫院。但讓這麼些大腦線路受阻的人跑在街上﹐豈不有損國家的臉面﹑政府的清白﹖不把這些精神病藏起來﹐怎麼也說不過去。由此改建和再建幾座瘋人院﹐即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民心所向。即便是事後諸葛亮﹐又有誰能不承認領導們是聰明的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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