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1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香港導演劉健倫製作的紀錄片《寧化飛灰》，前不久在溫哥華舉辦了放映活動。導演是以一個前線記者的角度去反映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在眾多標誌性事件中，「理大圍城」就發生在11月。五年過去了，記者請導演來回顧一下當年他的經歷和感受。
2019年11月，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反送中）運動期間，示威者與香港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周邊爆發大型衝突。11月17日，有大批示威者被香港警方包圍在校園內，警方斷水斷糧、封鎖大學各出入口且不准其他市民接近。包圍事件直至11月28日才結束，大批示威者被拘捕。
作為這段歷史、以及整個反送中運動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劉健倫導演把事件與自己祖輩的經歷進行對比照，對歷史與現狀進行了反思。
進去那天早上 新聞說警察開始包圍理大
劉健倫記得：「那天早上我看到新聞說警察開始包圍理工大學，中午12點左右，我就開始進去。那時有很多路已經封了，就算記者都不可以進去。很幸運，在科學館那裡，警察是凌晨的時候才封路的，所以我可以進去。」
據他觀察，當時，在科學館外面的十字路口，從下午到傍晚，抗爭者和警察兩方都有駐守、互有進攻，警方不斷地向抗爭者發射催淚彈和水炮。「我當時整個身體都被水炮車發射的藍色液體浸透了，這些液體使到自己整個身體的皮膚都發紅、癢極了。」
劉健倫表示，在凌晨警察衝進樓梯裡之前，曾有消息說會開放某些通道讓抗爭者和平離去，但到最後收到消息就說是，誰走就會被告暴動罪、被拘捕。當時校園裡面很混亂，有很多人，包括小孩、學生、成年人。他能感覺到那種恐慌的氣氛。
劉健倫當時正在為德國一間News Outlets（新聞媒體）工作，那個媒體是極少數第一晚在現場報導的媒體之一，旗下記者被允許在出示記者證、身分證，並經過搜身後，可以輪班，繼續留在校園。
氣氛越來越緊張 社會越來越撕裂
劉健倫覺得，2019年11月時，整個香港的政治氣氛十分緊張。因為從6月份反送中運動開始，「大家的情緒其實一直都沒有平和過」，「政府沒有任何讓步，警察的策略就是更加嚴厲地鎮壓。又發生了7‧21（元朗白衣人打人事件）和8‧31（警方在港鐵太子站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整個社會的撕裂是很嚴重的。」
「我自己有些朋友，認識了十幾二十年，因為政見不同，大家都unfriend（不再做朋友）了；我聽到說有些人，都不可以回家了，因為政見不同的原因，與家人都鬧翻了。」
他表示：「我最記得，臨近10月1日，當時有傳言說如果香港的情況失控，解放軍會開進香港來；二來，當時的警察也放寬了槍械的使用。我自己當時是害怕的，尤其是我住在新界，開車出去上班，整條路沒有什麼車，整個城市與COVID封城時差不多，氣氛是很緊張的。」
找律師立遺囑 真的害怕自己中槍
「從家裡出發，很老實地講，我很怕中槍，怕我遇到什麼意外、受傷。你知道這些是沒有保險的。之前我有問過，保險公司是不會做保的。」「我自己在紀錄片都講了，當時我有記下律師的電話，我真是寫了遺囑。」劉健倫坦率地表示。
父母當然會擔心他的安全。劉健倫說：「他們有擔心的，但是我輕描淡寫，我說沒事的。他們叫我你要小心啊，不要那麼拚命，拍不到就算了。但是，有很多時候你是控制不了的。」
劉健倫記得：「10月1日時，大家集結在銅鑼灣SOGO（崇光百貨）外面，警察沒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隨時可以抓人。但是香港人很齊心，完全不畏懼。當時我看到這麼多人在那裡，自己的心好像定了一點。既然他們都不怕了，我作為一個記者，我怕什麼呢？」因為「在這半年的運動裡，大家有了默契和mutual trust（互信）」，劉健倫覺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還有大家給了我一些力量。」
在「圍城」日子裡 一些令人難忘的事
在理大的拍攝過程中，令劉健倫十分難忘的事情其實有很多，在剪輯出來的電影裡，他都儘量把那些場面逐一呈現出來。
劉健倫提到，17日晚那場熊熊大火後，在馬路外邊集結的人群散去了，「理大校園裡有很多被燒過的痕跡，地面有很多磚頭，還有很多水炮車留下的藍色液體，一片頹垣敗瓦，慘不忍睹，好像是戰後的景象」。「有很多人走出來後被捕了，不願出來被捕的人就躲在上面理大的建築群裡。」
「我們記者全部在地面一層，他們藏在上面躲避警察清場。大家有個共識，就是上面二、三、四樓那些，我們就不可以上去；為免騷擾上面，我們也都不會上去。」
「影片中有一、兩個鏡頭，你可以看到那些『全副盔甲』的那些『勇武』者的身影，是因為他們有時候會下來『巡邏』，他們叫做『巡邏』，就是看看有沒有便衣混進來。他們下來『巡邏』時，我們便會看到。」
當晚有些人，因為不想被捕，迫不得已從下水道逃生。劉健倫表示：「那些走下水道的，我沒有拍到，但是這些在新聞中都有播出來。」
影片裡還有一個特別的場景，在空曠寂靜的夜晚，一個理大的廚師穿梭在這些建築群裡，大聲呼喚著那些仍然匿藏在某個角落中的「小朋友」。
劉健倫解釋：「因為當時理大無論是教師、還是做管理的職員，其實全部都走了，他就是唯一留下來的人，給留守的示威者煮飯。我當時進過理大的食堂，其實裡面很凌亂，因為被封鎖，食材已經沒有了，剩下的就是舊菜，進去後其實聞到的就是一股食物變壞的餿味。他留下來與其説是煮飯，其實是一個精神上的支持。我每晚都聽到這個叫聲，他每晚都出來叫，其實是想讓留守的人知道有人在支持他們。」
校外的人曾組織過幾次行動「圍魏救趙」，想救校內的手足，但都不成功。
劉健倫提到，17日後，陸續有抗爭者走出來，特別是個別官員和校長們進去「勸退」後。他認為：「有些人因為身體狀況受不了，又或是心理上受不了。因為不知道要封校多久，裡面又沒有食物，整個精神壓力很大。我們看到有些人身體很虛弱，要救護車載出去。他們都要登記，被告暴動罪是一定的。」
劉健倫是最後一天離開理大的。「我記得警察在外面撤走路障，有很多消防、爆炸品部門的人、有很多不同部門的人，進去不同的地方搜索。我們當時沒看到有人被捕的，不知道那些人是繼續躲在某個地方，還是已經都走了，我們沒有這個數字。」
反思歷史 香港年輕一代為何選擇抗爭
在影片裡面劉健倫提到，自己的爺爺就是60年代，冒著葬身魚腹的危險，從大陸偷渡來港的一代人。他們在獅子山下同舟共濟，艱苦奮鬥，創造出輝煌的香港。
回顧歷史，劉健倫十分感慨：「我自己今年40歲，其實回顧歷史，發現歷史是不斷重演的，我們人類沒有吸收過歷史的教訓。以前是文革，到今天，香港重蹈文革時候上海的覆轍，就是由一個很自由的城市，現在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自由的地方。我們根本沒有吸收過任何的教訓，有權的人就要不斷的有權，所以我們是一個蟻民、是Nobody（無名之輩），我們唯有逃走。」
劉健倫反思自己：因為祖輩的努力，「我們一出生時擁有的已經很豐盛了，所有東西很穩定。例如，人們經常說，自由好像呼吸一樣，你一出生就有了。確實我們一出生就已經有了，我們不用怕什麼，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當時爺爺跟我講他的故事，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沒有自由。他們當年有批鬥，要吃香蕉皮，我們完全就像聽故事一樣。」
「但是到2019年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們想看一張報紙，會沒得看了；我們想上街去遊行、表達我們的訴求，原來是不行的，需要警察批准；原來我們在社媒上寫一句什麼，是要被抓、要判監的。於是我們才知道，哦，原來自由不是你一出生就會有的，也不是像你的呼吸一樣理所當然的。」
他發現，香港人擁有過自由，也知道了自由的可貴，然而，現在香港人正經歷著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失去自由。連一個殖民地政府，都可以給香港有司法的獨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反而政權移交給中方之後，自由就蕩然無存，確實令人費解。
「很多人說，時代選擇了香港人」，劉健倫表示認同，「我們剛好經歷了這個時代。」
「我和現在十幾二十歲的人比，年齡都差了一半。我算是一個年齡夾在中間的人，既不是我爺爺、爸爸那一代，也都不是現在打不死、很勇敢的一代。我稱自己是個半個『港豬』（安於現狀的人）。以前我爺爺、爸爸一直都這樣教的：不理政治，埋頭苦幹，你就可以升職、生活就無憂了。但是，現在發覺原來我們的生活很多是受到政治影響的。
「例如，我們原來以為是一國兩制、我們有司法獨立，然後有基本法，我們可以受保障，但是原來不是的，有很多東西被慢慢侵蝕，其實我們覺得香港好像不是那麼安全了。其實97『回歸』後，我們慢慢地感受到，自由在一點一點被剝削，然後消失了。」
劉健倫覺得：「我爺爺那一代的香港人，很多都覺得香港只是一塊踏腳石，是一個屬於過客的地方，大家並沒有當香港是一個家。但是慢慢地，年輕人覺得，香港已經在祖輩手中變得美好，香港就是我的家，香港是我要永久生活的地方，所以他們就要捍衛自己應該有的東西，要捍衛香港這個地方。他們覺得當初承諾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大家是簽了國際承認的合約的，怎麼可以不遵守呢？」
劉健倫認為，「為什麼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這麼勇敢地走出來呢？就是因為這個感受，覺得這裡是我的家。他們很單純，沒有那麼多雜質，和我們這一代是不同的，不會去擔心我出來後會不會丟了工作呢？上街會不會阻礙人們出行呢？」
用自己的故事為這段歷史作證
在反送中運動的半年左右時間裡，劉健倫累積了上千個小時的影片素材，運動過後，他並沒有想到要做什麼。
劉健倫表示：「最開始是沒有想過的，因為有很多條片出了，有這麼多出來了，我都沒必要再去剪一條片，而且，我自己剪也未必比他們好。直到什麼時候我自己有這個念頭？就是我離開的時候。」
「我是2021年5月離開香港的，其實當時很深感受的就是，因為我爺爺都是這樣過來的，就是要逃難，為什麼到了我們這一代又要逃難呢？當時是有很深感觸的；而且，2019年我自己見到的一切，當時的那個心情，雖然經過了一年多兩年，對自己造成的那個心理衝擊還是很大。我不想浪費這些片段，不想浪費一個歷史的見證，所以我就將自己的故事和2019年整個運動的影片《寧化飛灰》剪輯出來了。」◇
責任編輯：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