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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的每一天似乎都在快樂中過去了。幸福的生活總是很平淡。我再也無需擔心父母的身體。張璐和姐姐也都先後走上了修煉回歸之路。周末的時候，我們一家子一起去煉功，交流學法的一些體會。偶爾有一些利益方面的考驗，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能泰然處之。
國內學法輪功的人越來越多，幾乎每隔兩個月都會因為在一個地方煉功的人太多，而單獨再分出一個煉功點。一大早兒，在北京的大街上或公園裏到處都能聽見法輪功悠揚的煉功音樂，看到寫著“法輪大法，義務教功”的黃旗迎風招展。誰也不知道全北京到底有多少人煉法輪功，因為這個功法沒有會費，也沒有人員登記，完全來去自由。
那時候，在星期天的早上經常由就近的幾個煉功點兒的人合在一起，站在街道邊兒的人行道上或公園裏集體煉功。每次來的人都有三、四百人。我除了家裏人和附近的幾個輔導員外，誰也不認識。每次我和張璐都站在靠邊的地方，煉完就走，幾個比較臉熟的功友會和我們點頭打招呼，但沒人問我們叫什麼，在哪兒上班。
時間不緊不慢地走到了1998年。本來總裁希望我常駐德國，但是我的部門經理覺得國內這邊的業務也離不開我，就給我辦了一本因私護照，只讓我在德國在職培訓三個月。他讓我簽了一年多次往返的簽證，以便能隨時往返於中德之間。1998年3月，我告別了家人與張璐，飛往慕尼黑。臨行前，張璐到機場送我。我們都有些依依不舍。
到了德國後，總部的人給我安排了一張辦公桌，並安裝了一台電腦和一部ISDN電話。他們告訴我說“可以隨時給中國打電話，話費不限。”
在德國上班不是很緊張，歐洲人的工作看上去相當閒適。在大街上也很少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人。因為歐洲國家的人口密度很高，街道大多不是很寬。大家都搭乘地鐵去上班。慕尼黑的地鐵四通八達，也相當準時。
我每天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起來煉功，然後準備早飯，再去搭地鐵。到公司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張璐打電話，每次大概都聊20分鐘。我的電話上面是有計費結果顯示的。我用EXCEL做了一個表格，把每天打私人電話的費用填到表格中。
這次去德國，我帶了所有李洪志大師出版的書，每天晚上吃完飯就靜靜地讀一段。在我住的那幢公寓中住了許多中國人，我們經常在一起吃飯聊天。我也給他們講一些有關法輪功的道理。因為我曾經在德國住過三個月，知道很多在當地生活和出門旅行的竅門。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都願意來向我求教。
在我剛去德國不久，張璐的老板就開始安排張璐到歐洲休假的事宜。5月中旬的時候，張璐拿到了赴法國的簽證。當時申根協定已經簽署，歐洲有十幾個國家是統一簽證的。張璐拿到簽證後，就搭乘東方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北京直飛慕尼黑跟我會合。
那天是星期五，我站在慕尼黑的候機大廳，等待著張璐的班機到達。外面的陽光明亮得刺眼。公告牌上顯示的到達時間早已過去，人都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傳送帶上只有幾件為數不多的行李尚無人認領。
“怎麼回事，難道張璐錯過了飛機嗎？”我一邊掂著腳伸長脖子往裏張望，一邊有些擔心地想。
突然我眼睛一亮，看見她和一對老年夫婦走出海關。我使勁兒朝她揮手，她也看見了我，一邊跟我揮手，一邊跟旁邊的那對夫婦說了句什麼。那對夫婦朝我笑著點了下頭。張璐幫他們將行李放在行李車上，這才和他們一起走出來。
我和那對老年夫婦打了聲招呼，張璐對他們說“再見。”
我有些抱怨地對張璐說，“你怎麼最後才出來，都急死我了。”
“噓，”張璐小聲說，“剛才那對叔叔阿姨不會說英語，我幫他們填入關表格，回答海關問題來著。”
“這麼乖呀，助人為樂，”我笑著接過張璐的行李和她一起下電梯。 “想我了麼？”
“想，”張璐拖著長音兒說。
“累不累，璐璐，”我摸了摸她的頭發，“晚上你熬著點兒，晚點兒睡，爭取一下子就把時差倒過來。明天你晚點兒起，就在慕尼黑本地逛逛，好不好？”
“沒事兒，我不累，既然來了咱們就抓緊時間玩兒。”
“行啊，你要真沒問題，咱們明天白天就去薩爾斯堡，然後晚上去維也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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