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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9日訊】或許是國內言論空間在近年來不進反退的緣故，《告別五千年》竟成為我迄今為止的所有著作中出版過程最艱難的一本書。不僅輾轉四五家出版社，出版時間比合同規定的時間推遲了一年多，而且所受斧斤之禍也最為嚴厲。尤其令我震驚的是，所有的刪改事先都沒有與我商量–輾轉多家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正是我不同意刪改，但我已做過多次讓步，比如把編輯認為非刪改不可的文章索性抽下，留待以後–正如此書中也有第一部思想隨筆集中被編輯抽下的。但當按照慣例通讀一遍樣書時，我吃驚地發現，在冠以書名的《告別五千年》一文中，最後部分因議論二十世紀下半葉而大段被刪，變成諂媚文字（以下【】內被刪，□□內為編輯所加）：
第一第二個十年（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是頭腦時代。當然，當時最有頭腦的中國人，頭腦裡主要是西方思想。隨後的三個十年（二、三、四十年代）是胸膛時代。先是軍閥們像大猩猩一樣互相比賽誰的胸膛拍得響，隨後是國共兩黨比拚誰的胸膛拍得更響。這一比拚尚未分出勝負，日本人加塞進來，與全體中國人比拚拍胸膛，妄圖上演蛇吞象的奇蹟。然而由於頭腦有限，日本人低估了中國人。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有一句諺語”兄弟鬩於牆，共御外侮”–在沒頭腦時代，中國人就靠這些諺語代替思考了；更不知道有一句”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專門等著他們。於是，因身材矮小而胸膛畢竟不大的日本人被趕走。隨後，【比國民黨遠為更有頭腦的】□富有頭腦並且順乎民心、得乎民意的□共產黨成了最終的勝利者。氣魄極盛的毛澤東唱道：”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於是，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時的最初三個十年（五、六、七十年代），這是毛澤東把胸膛拍得山響的時代【–不幸的是又再次成為胸膛比頭腦更重要的時代。有頭腦的知識分子都被洗腦，洗去其中的西方思想，代之以唯一被奉為正統的西方思想。於是由膝行而重新”站起來”的全體中國人，都跟著領袖拍胸膛，表示要胸懷全球】。公允地說，這是唐代以後中國人在世界上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時代，然而代價太大了–除了胸膛以外，頭腦和腸胃都被漠視。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導人終於醒悟，餓著肚子不可能把胸膛真正拍響，至少拍不出漢唐氣象。於是開始低調，進入八十年代的腸胃時代【，目的是吃飽肚子後再拍胸膛，但依然不考慮頭腦】。因為歷史和文化有巨大的慣性，從上半身越過腰際的楚河漢界進入下半身不容易，反過來從下半身進入上半身就更不容易。
【歷史的巨大慣性表現為，在八十年代初步滿足腸胃之後，不僅沒有向胸膛（和頭腦）方向發展，反而是依歷史慣性向腰線以下發展。也就是說，由腸胃領唱的八十年代，主旋律自然是公款吃喝和自費喝酒，”端起飯碗吃飯，放下飯碗罵娘”。然後飽暖思淫欲，由胯部主演的九十年代，壓軸大戲自然是公款按摩和自費嫖娼，”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文化的巨大慣性表現為，不僅帝王時代的唯一正統思想依然有沒頭腦的人為之招魂，而且當代的唯一正統思想也依然像幽靈一樣在中國上空盤旋，兩者都阻礙中國人的頭腦獲得真正的解放。由於在政治上無可為，上半身不遂，於是下半身又再次活躍起來。一本號稱”金瓶梅第二”的臟書是這一時期唯一的”名著”，其作者曾有可能成為當代最優秀的沒頭腦作家，然而上半身的胳膊畢竟擰不過下半身的大腿。”以筆為旗”之輩，自以為得毛澤東之真傳，繼續把麻木不仁的胸膛拍得山響。然而毛澤東是真有胸膛的人，那些貼假胸毛的”好漢”其實沒什麼胸膛可言。至於到底有沒有頭腦，只要看看那種刑天式的架勢，就不難找到答案。相反，在我看來，】□到了□九十年代【不僅是胯部的時代，更是膝蓋的時代，宣稱”抵抗投降”的人，卻不得不向權力、金錢和愚昧屈膝投降。魯迅說，”老調子還沒有唱完。”然而時辰已到】，大幕將落，時代的歌手該謝幕了。”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終於該散場了。
《範文教學法》一文中提及的1977年高考作文題”心中有話向黨說”，則被改為”難忘的一天”，相關部分也被擅改，變得文理不通。
不能否認，從一九七八年高考的作文題【《心中有話向黨說》】□《難忘的一天》□到一九九九年高考的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進步是巨大的。前者是命令式的，【論點】□要求□已經給你，你只能提供【論據】□事實□，而不能對【論點】□要求□提出質疑。這與誘供相似，自然【不可能】□難以□有真情實感。如果你【論證”心中有話向娘說” 】□記敘”一天天都很平庸，無法難忘”□，就會得零分。後者則是詢問式的，只給論題範圍，不給論（觀）點。一般來說，你大致可以有三種自由選擇。一、可以論證：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太好了，理由如下。二、也可以論證：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太糟了，理由如下。三、還可以論證：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好處若干，壞處若干，如何揚長避短等等。
然而有好題目，未必有好文章。原因是，我認為絕大部分考生，會從上述三種可能中選擇最後一種。為什麼？因為考生知道，這樣寫，論點全面而正確，符合辯證法。而事實上，按第三種選擇寫的文章，在閱卷時會有個基本評分：屬一類卷。第一第二種選擇，基本評分已列入另冊。所以，如果教學體制不變，那麼即便明年高考命題也是詢問式的【 “心中有話向誰說” 】□ “難忘/不難忘的一天”□–這很類似於”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我相信大部分考生為了得高分，還是會寫成【”心中有話向黨說”】□”難忘的一天”□，而不是【”心中有話向娘說” 】□”平平常常的一天”□。【心中有話向黨說原本無可厚非，但必須是發自內心的，才會有好文章。如果想要好文章，那就必須允許向娘說、向女朋友說。允許向娘說、向女朋友說，不能是空頭支票，而必須是當考生向娘說、向女朋友說的文章真寫得好時，也給滿分，而不是判定他覺悟不高或思想不健康，立刻打入另冊。】□應該說，”難忘的一天”並非就一定有什麼重大的意義，而”平常的一天”就一定沒勁。因此，寫一天”難忘”，也不見得就非得給高分，與此相對照的是，寫一天”平常”同樣不見得就給低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天”平常”也罷，”難忘”也罷，只要寫出真情實感，只要內容充實，就都可以得高分。□
《齊人物論》部分則被刪去”所謂革命現實主義”整整一節。
【所有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都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人類社會永遠不可能完美，因此任何把當代歌頌為盡善盡美的盛世的”現實主義”，都是偽現實主義。沒有比”到處鶯歌燕舞”的革命現實主義更虛幻的現實主義了。半個世紀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是扼殺中國文學的鶴頂紅。革命現實主義的偽文學，不折不扣地成了”人民的精神鴉片”。宗教僅僅對陷於苦難的人民許諾一個來世的美妙世界，作為精神鴉片，宗教起碼沒有睜著眼睛說瞎話，要求人民在苦難中體驗出至上幸福。而革命現實主義卻要求陷入苦難的人民體驗一個今世的極樂世界，它要求人民違背一切真實感受，把苦難本身當成無上幸福。魯迅說，只要中國有革命，阿Q就一定會成為革命黨。把苦難當成幸福來歌頌的革命現實主義，正是被權力加以制度化的全民性的精神勝利法。】
所幸諸文均在《書屋》雜誌發表過，在網上均能查到。另外還有多處刪改，如序言《致新千年》裡：
願【苦難深重的】中國人，贏得時間之神的眷顧和佑護，贏得自由和尊嚴，贏得幸福和快樂。
又如《跟隨你自己》一文：
尼採教導所有的人都成為”超人”，結果德國人都去追隨”超人”希特勒，意大利人都去追隨”超人”墨索裡尼，西班牙人都去追隨”超人”佛朗哥，日本人都去追隨”超人”東條英機；【俄羅斯人都去追隨”超人”斯大林，中國人都去追隨”超人”毛澤東，朝鮮人都去追隨”超人”金日成，阿爾巴尼亞人都去追隨”超人”恩維爾﹒霍查，羅馬尼亞人都去追隨”超人”齊奧塞斯庫，】如是等等。
雖然基本不影響閱讀，但鋒芒業已大減。
為了出版而不得已接受一定限度的刪改（主要是刪而不是改，編輯不與作者商量而擅改的情況更少見），這早已成為國內的出版慣例，連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的《隨想錄》，也未能逃過此厄。巴老的”真話”，事實上也成了打過折扣的”假話”。
關於言論的限度以及作者如何把握這一尺度的問題，我曾經與許多知識界朋友討論過。在給一位因為害怕被整容而寧願無償地把作品傳上網的年輕朋友的信中，我這樣寫道：”我們現在的困境是：主管部門設定了’一米線’，由於這個’一米線’是不對外宣布的，不透明的，而且是隨時調整的，因此一、作者為了發表，常常自覺地調整到一米以遠。二、編輯為了不丟飯碗，必定請未保持兩米以上距離者出局。而編輯的加碼，導致作者變本加厲地自我勒索，調整到三米以遠。大部分自詡有良知者，早就已經自我修剪到了喪失思維能力的程度，最終連自詡的所謂良知也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虛構。現在，能發表的所謂’擦邊球’，可能距一米線已有一公里之遙。”
這位生於七十年代的才華橫溢的年輕朋友回信說：”推進和明晰那根’一米線’，需要許多人一起努力，而且決定於努力者的份量。這樣的人有10個和有1000個，對語境發揮的作用就大不一樣。我自己寧願是一個溫和的和漸進的理想主義者。我希望自己的發言規避風險，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不發言。不能因為風險的存在而緘默。我寫作時全然不考慮能否發表，寫好了再看，如果發表需要一個潔本，我可以接受各種必要的刪改。未刪改的我可以通過網絡來傳播。但我不能讓自己寫出來的就是一個潔本。”
我為這位生於七十年代的年輕朋友能夠有如此清醒的認識和不為名利所惑的定力，感到慚愧、敬佩和欣慰，有這樣的後來者，我相信中國的知識人衝破言論限制的日子不會太遠了。生於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國作家的自我勒索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正常思維能力，更影響了他們的整體寫作質量，使當代國人的思想生產力之弱與人口之眾和歷史之長完全無法相稱，他們的思想小腳是注定走不出美妙舞步的。與我相似的生於六十年代的作家則有著一雙在定型前幸運地得到放大的”解放腳”，我們”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跋涉，由於先天不足而限定了可能的高度。而生於七十年代以後的新一代思想者，則有可能邁著他們的天足走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為中國人在全球思想舞台上贏得尊嚴和榮譽。
在長期的自我勒索和外部整容過程中，一個有思想的人會變成沒有思想的人，一個沒有思想的人會變成一個只有欽定思想的人。正是這一內外科手術的雙重合謀，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思想者最終喪失了思想能力和創造能力，淪為欽定思想的傳聲筒和外國思想家的二傳手–以致半個世紀以來幾乎沒有幾個中國人配稱為思想者，更遑論思想家。然而一個沒有思想能力和創造能力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在本書序言《致新千年》中我為新世紀和新千年這樣定性：”這是中國人不以帝王年號紀年的第一個世紀初，這是中國人不必向天子山呼萬歲的第一個千年初–由始皇帝開啟的奴隸制歷史，終於走到了時間的終端。”而在《告別五千年》一文中我則這樣呼籲：”‘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終於該散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下半身或下半時早已過去，過渡性質的二十世紀也即將過去，上下五千年終於走到了終結點。這不禁使我產生了莫大的期待：也許中國人確實到了重新挺起胸膛，用自己的頭腦自由思想的時候了。”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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