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 回憶往事﹐感懷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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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9日訊】王若望病逝﹐有很多想法﹐但不知從何說起﹐有些事也不知道該不該說﹐該怎麼說。
然而不管怎樣﹐看到臨終前王老對看望他的朋友說﹐他很高興看到鄧小平先他而死﹐他到了地下也要同鄧小平鬥。我看了很受感動﹐這是一個戰士戰鬥不息的精神﹐也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當然﹐這裡的“革命”﹐有別於共產黨的革命。因此當12月16日晚間去醫院探訪他的時候﹐我同他說﹕“你不放過鄧小平﹐我不放過江澤民。”這是我們不同輩分的“革命分工”吧。
王老臨終前﹐我也回憶起最近幾次耳聞目見的情況﹕
大概是1999年﹐辛灝年兄宴請來紐約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我們夫婦叼陪末座﹐席上就有王老羊子夫婦﹐熱鬧起來﹐王老和金老都童心發作﹐席上大唱京戲。對王老的感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2000年﹐李鵬﹑江澤民來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民運和台灣朋友組織開車到李鵬住宿的華爾道夫酒店繞場示威。內子楊月清也開車﹐我們是白天去的﹐那是相當考驗車技的﹐還要應付警察和便衣的干預﹔第二天看報﹐知道王老和羊子是晚上開車去的。以王老的年紀還親自上陣﹐心裡很感動。
2001年10月﹐辛灝年主持的雜誌創刊﹐王老也上台講話﹐但是他的“台”同別人不一樣﹐他沒有站在講台後面﹐而是主席台前面﹐拉近了他同與會者的距離﹐這該也是他很普羅化和感性化的一面。
再不久﹐剛在費城成立的中聯發於紐約召開記者會﹐可能這個組織的激烈態度在民運圈中有爭議﹐或者非周末的中午時間大家在忙﹐也可能沒有通知好﹐至少我是前幾個小時才接到通知﹐只能抽點空去聽一下﹐遲到早退。那個場合除了中發聯的自己人馬和記者外﹐沒有其他民運人士捧場﹐只見王老在那裡洗耳恭聽。可見他反對中共專制獨裁政權的執著。
除了在紐約的接觸外﹐其實同王老也神交已久。五十年代開始﹐在上海的報章上就看到過他的大名。但是真正的關注﹐是文革結束後他對中共的批判以及被中共的迫害。那時我已經在香港了。1986年底北京﹑上海爆發學生運動﹐記得12月底的香港發表兩篇報導上海學生運動的文章﹐由於是上海來稿﹐報導了學運實情﹐頗引起外界重視﹐因為那時還沒有傳真機﹐遑論伊妹兒﹐稿子是托人帶出來的﹐那時中港之間來往人不多﹐海關查得很嚴﹐攜帶“反動”文章有很大風險。果然當局後來嚴查﹐似乎是王老把底稿夾在廢紙裡賣給回收店時被查出來的。王老因此也同方勵之﹑劉賓雁一起被鄧小平欽點開除黨籍。其後香港常有王老的消息﹐包括他的電話線給當局卡斷等等。大概也就在那時﹐陸鏗﹑胡菊人主持的雜誌﹐雖然經濟上相當困難﹐還是給王老出書﹐作為永恆的歷史記錄。
1992年，王老獲准赴美﹐到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不久﹐他到澳洲訪問﹐我所屬的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也邀請他到香港訪問﹐在香港呆了幾天。在歡迎晚會上﹐王老表示了在回國後要競逐民陣和民聯合併後的主席職務﹐當時與會者對他的雄心壯志給予肯定的喝彩﹐但是輪到我上去講話時持不同意見﹐這是當時我對民運內部的是是非非已經有所感覺﹐因此奉勸王老以古稀之年﹐不必蹚這個渾水。但是我講完後王老再次出來講話﹐表示他問鼎主席的決心不變。我當然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心想﹐喝彩的聲音使他處于亢奮狀態。當時我工作非常忙﹐沒有參與對王老的接待工作﹐也沒有時間同他個人多接觸交換意見。現在看來﹐當時我對他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對頗為感性的王老來說﹐自然會有亢奮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同中共專制政權鬥爭的決心﹐要為此貢獻他的畢生精力。這一點到臨終前更得到充份的表達。
不久那個著名的民運華盛頓會議﹐鬧出比我想像中更嚴重的分裂﹐局內人各說各話﹐我們局外人更搞不清楚了。想來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但是誰是民﹐誰是敵﹐又豈容易分清﹖但是民運內部缺乏寬容精神應該是分裂的主要原因。而王老的政治生命也從此走了下坡路。
1997年我們移居紐約以後﹐自然也聽到有關王老的風言風語﹐我一向害怕捲入人際關係上的是是非非﹐因此對王老就沒有個人之間的接觸﹐更不要說是關心了﹐這也令我現在後悔不已。我認為民運之間缺乏寬容之心﹐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我不是怪傳話的一些朋友﹐因為我們到新的地方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只怪自己沒有以正確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
風言風語﹐有真有假﹐但是就是真﹐在王老的一生中﹐又佔多大的比重﹖即使強大的中共為維護內部的團結﹐毛澤東不斷要人們分清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的關係﹐中共在幾乎無官不貪的情況下﹐還宣傳“大部份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們有什麼理由作賤自己﹖當然﹐民運的道德形象是很重要的問題﹐然而也應該知道﹐金無赤金﹐人無完人﹐在高要求的同時﹐也應該多一點包容之心。何況持之以恆的同中共專政政權抗爭﹐而不是想同中共進行利益交換﹐就是民運最崇高的道德形象﹐這是大節。對生活作風上也有高尚德形象的﹐我們更加崇敬﹐作為楷模﹐但是對有可以理解的瑕疵者﹐也不必撻而伐之。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首先面臨生計的問題﹐又不熟悉海外的環境﹐如果有行差踏錯﹐只要不是越陷越深﹐也不應揪住不放﹐當“敵我矛盾”處理。特別是我們沒有生計問題的﹐容易“飽漢不知餓漢飢”。因此在強調民運的道德形象以凝聚道德力量時﹐也應該通過王老的逝世﹐強調民運之間的相互關心和愛護﹐不但是政治上的關心﹐還包括生活上的關懷﹐特別是年紀漸大而又日漸喪失謀生能力者。
衷心希望民運除了剛性﹐也有柔性﹐特別是內部的柔性﹐不要用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對付自己。多一點寬容才能增加團結，才能發展成長，悼念王老也才不至於停留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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