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長江長江》成書經過

【大紀元2011年07月16日訊】由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發出的反對三峽工程興建的聲音，自八十年代中第五次上馬高潮迫近時，大約只公開或半公開吼出來過三次。

一次是至今列為機密的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關於三峽工程問題的調查報告——《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再一個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兩本專業性很強的書：《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第三次就是我們那本薄薄的、由九十二歲的前中央政府資源安置委員會委員長孫越歧老題寫書名，十多名北京大報記者聯手採寫的《長江長江》了。

大陸新聞本從屬於宣傳；而宣傳自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出「槍桿子、筆桿子，干革命靠這兩桿子」這一原理之後，就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裡了——這已是常識。令海內外所有愛國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可以牢牢掌握「只要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而不要腐朽衰敗的資本主義」；你可以牢牢掌握「黨和她的領導歷來偉大光榮正確」；你可以牢牢掌握「昨天是唇齒相依的戰友，今天是犯我邊疆的死敵，明天是親密的貿易夥伴」……這些，老百姓心裏都有數，不說就是了。

但假若僅僅是學術問題，而且並不是牽涉到人心、人性、平等、自由等等惱人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問題，而是一項工程，一項生怕您中共一不小心會像嬴政、楊廣一樣幹件亡黨亡國的大傻事的工程，對這種論證，「牢牢掌握」的人還是不讓，真有點豈有此理了。

這項工程提出，已經近七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正第六次向「立即開工」逼進。如果說以前的些微反對之聲早已一次次被政治運動封殺了的話，到了改革開放意興正濃的彼時，又有人站出來了，這就是著名的由孫越歧帶隊的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所作的為時三十八天的調查。平均年齡七十二歲、一個個全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們帶著滿肚子意見和建議風塵僕僕地回來了，卻沒有一家綜合性的、發行量比較大的報紙對他們的見解作一點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客觀報導。

不巧的是，該組的副組長是我母親的老友，是我曾經跟在屁股後邊喊叔叔的人。「牢牢掌握」既然不肯，他只好請她發話把女兒調去採訪他們。

我的母親從不對我要求甚麼。一旦她打來電話，並且稱我為「戴晴」，準是她那備受磨難卻依然勇氣十足的共產主義信念又發動了。

我到政協禮堂去了。他們正式的調查匯報正要在那裏做出。我以為找錯了地方，因為，諾大的政協一層會議廳只在前幾排正中坐了不到一百名聽眾。

我逕直走過去坐在一旁。作為會議主持人的林華叔叔看見了我，在他的開場白里加了一句：「今天的大會有光明日報記者到場！」話音一落，聽眾突然鼓起掌來——這真讓我大吃一驚。跑新聞的同行都知道，對於各大會議，當記者的能想辦法混進去，佔個有利位置，不被趕出來就很好了。甚麼時候享受過如此禮遇？當然後來我才明白這恰是有意封鎖的結果。

我那時對三峽工程一無所知，僅憑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識，覺得他們講的不無道理。但我僅僅就職於一家報紙，既不掌握版面，也無採訪派遣權。我能作的只是回報社找到總編室主任，問他如此重大的事為甚麼不派記者。他說上邊有「精神」。瞭解大陸政治運作的人都明白，對 「精神」這種事，權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乾瞪眼的份兒。我能作的也就是對他講了我的見解，請他以後在對工程作正面報導時「悠著點」。他甚麼都清楚，而且以後也確實儘量作了。我們的這一努力在聲勢浩大的「正面」推進中，當然微乎其微。

這次只是「奉母命」。我依舊忙自己的事，不認為我的工作與三峽工程有甚麼特別的關係，直到一九八八年秋。

那時，香港文化界正忙著歡迎分別代表海峽兩岸的兩顆良心在彼地相會，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讓我驚異的是，在大陸不見有多少普通人關注的三峽工程，在香港各報的版面上卻是如火如荼，這很讓我這個北京人覺得自己對於大事的漠然真是丟人。但我依舊不知道我能為三峽作甚麼。如果沒有新結交的香港友人在我開完會回北京之後，依舊不依不饒，不停地將有關三峽報導的剪報源源寄來，弄得我火燒火燎，坐臥不寧，可能依舊沒甚麼。我只盼與此工程有關的我的同業，如各報的科學版呀、時事新聞刊物呀等等能有點作為，但報面上還是只見官調高唱。

那條消息終於出來了——也是在港報上見到：如果一切順利，按早建方案，三峽工程「將於1989年開工」！

再忙，再不懂，再無直接工作關係，也不再能構成一個有著起碼良心的中國報人坐視不問的理由。我狠狠心，開始「管閒事」了。

現在有不少中外報刊把我稱作「環境人士」，真是慚愧得緊。當然，對這一崇高事業心儀已久，但我們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在三峽工程上所作的，其實僅僅本著記者的敬業心，為大陸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決策程序上，作一點對有限言論自由的推進。

鄧小平說過：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這樣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錯誤；有了小的錯誤，也能及時總結糾正。

趙紫陽說過：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即使處在權威決策的專制體制下，也總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於是我們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專家們在學術上的見解轉譯為普通百姓能聽得明白的話；第二件事是找個地方把它發出去。

第一件事不難。我雖然不能一個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採訪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上簽字的十名專家，但改革開放已十年，相當一批優秀的記者已經擺脫只聽命於自己的上司，心甘情願作喉舌的心態。我們可以合作，我們齊動手，可以在一週內推出十篇訪談錄，但發表在哪裏呢？

對控制最嚴的報紙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時《世界經濟導報》還沒有停刊，或許有可能發一期專號？我與張偉國很認真地籌劃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這是同人間的不同意見，沒有官方插手。

報紙不行，刊物呢？《瞭望》之屬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據稱思想解放的是《新觀察》，但他們幾期已漲稿，能不能發個增刊？不行，因為必須上報特批，不但時間來不及，也肯定批不下來。《自然辯證法雜誌》呢？科學院主管，但新任院長據說屬於絕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忠厚長者。《群言》？《華人世界》？……記得還問了好幾家，全部理由充足地婉拒，共產黨真是偉大得滴水不漏。

我那時差不多快氣瘋了，忽然想起一份新創刊不久而且一直向我索稿的山東雜誌《科技企業家》。立刻聯繫，編輯部非常興奮，馬上派人來京參加我們正在進行中的經濟學家座談，敲定三天後，即舊曆大年初一那天，他們再派人來京取稿。為趕排趕印，來人不出車站立刻搭回頭車返濟南。而且，他們不但不要我們的錢，還願支付一點我們在北京的活動開支。

真是喜出望外！

我送他們下樓，走到樓梯口，那編輯停了步，欲言又止。我的心快停跳了。一再追問，方知他們還須我們的幫助夠，能否想辦法得到國家科協的同意——因為按照「牢牢掌握」，這是他們主管的主管的主管。

我硬著頭皮說了聲沒問題，心想周培源老是前科協主席，一本科學雜誌按照現領袖的較新指示發一期利國利民的專輯，難道還作不了主不成？沒想到事情辦到這一步還是翻了船。

原來這家刊物的在京聯絡主管不敢只請示科協前主席而忽略剛剛到任的現主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兼愛國政治家、中共的新鮮血液錢學森先生。錢先生的答覆是：「戴晴甚麼人？她插手的事我們不要理。」

錢主席不願沾我的邊，這心情我太理解了。但他說不知我何許人，似乎顯得有點矯情。因為就在不過兩三年前，我還作為故屬（他當七機部副部長時我是該部技術員，文化革命時曾是他所靠近的那一派的幹員），對他作過一次專門拜望。

就如每次與偉人所作的聰明睿智之談一樣，有著一位音樂家夫人，並且常常在琴聲中思考科學與政治問題的錢老，問我最喜歡貝多芬的第幾交響樂。我那時正傻呼呼地在文化界生拼硬撞，於是說「第五」。

錢先生臉上展現出天堂般的微笑：「不，第九。這是他最高的成就——人與人之間的諒解、和洽與友愛。」

我茅塞頓開。不幸到1989年方知，這精神祇在老貝的音樂中，哪怕聽者不但領略深透還愛得要命。於是，只剩下出書這條路。

問了北京的幾家，包括有眼光、有胸懷，不時賠錢出好書的幾位和只要能賺錢甚麼都出的幾位，都被婉拒。絕望之中，就如上蒼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許醫農！四十年代末即參加了「革命」的許大姐是全國最有見解、最肯為作品與作者作出個人犧牲的資深編輯，當時正代表貴州社在京組織另一套書稿。至為關鍵的是——「牢牢掌握」終於也有了一個小砂眼兒小漏洞——她有權在出版社審批的同時給我們一個書號。

開印。

這就是那本《長江長江》了。文化界、新聞界（包括外國、港台駐京記者）義買籌資、出版界朋友義務幫忙，終於趕在政協、人大開會之前發行，直送委員們下塌的賓館小賣部！我們印了五千冊，貴州社隨即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但他們只賣了兩萬本，「平暴」即發生。剩下三萬，作為「為動亂與暴亂作輿論準備」，奉旨銷毀。三聯書店緊接著出了港版，更名為《三峽工程是否應興建》。1991年，上馬之風又起，台北新地社印了台版，用原書名。

與官方主辦的聲勢浩大的「正面報導」相比，我們的努力也許小得可憐。無論將來宏偉壯麗的大壩將滔滔江水攔腰截住時，有人在觥籌交錯之際講講這蚍蜉撼樹的小插曲，還是幾十年之後工程師們為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淤沙傷透了腦筋，而跌足長歎「早就有人說過」，都已無關緊要。

我們只是一批敬業的新聞從業者，我們盡力在需要的時候作了我們該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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