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大鳴大放」(5)
對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們這些孩子成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從美國歸來的董時光先生在西師任教，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以兩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人民生活水平的對比，來說明他的觀點——共產黨在執政上的專斷獨裁。
重大邀他來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龍的演講會，他的演講，給從小就受中共傳統教育而閉塞的大學學子們，開了一個認識世界，自由思考的竅。可那次我卻沒有去。
倒是馬開先去了，她回來向我傳達，顯露出受益匪淺的快感。她說：董先生所講的全是兩種制度的對比，全用事實說話，比方說，在美國，學校的一個教師和學生，可以就學校設備、教學安排、乃至於教師待遇向校董事會提出質疑，而校董事會必須給予答覆，凡正確的，需採納並出示改正時間。
還有，美國政府必須遵守美國憲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見；任何人有權批評政府，並通過議員彈劾政府官員，等等。
其實，對這些方面的瞭解，我們已從報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過被中共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自由是有錢人的民主，在那裡被剝削的階級過著被奴役的牛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將崇美恐美當成了極大的反革命罪惡，不敢正視和思考。
在整個大鳴大放中，我完全處於無知之中，愚昧使我們失去了對世界潮流和進步文化的任何接觸，失去了對民主社會的瞭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動力。
壓抑使愚昧頑固化，愚昧使壓抑合法化。
大鳴大放觸動了我們長期的壓抑和愚昧，我們開始感覺到，我們真是長期處在愚昧和壓抑之中的可悲人類！這種狀況仍是毛澤東的基本思想保證，要不然，為什麼毛澤東視「民主」為洪水猛獸，一有露頭便要徹底剷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毛氏極權再明白不過，中國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壓抑的可悲處境，獨裁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對於大鳴大放將預伏著一場比反胡風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狂風暴雨，更是我們這些閉塞的年輕學子們想不到的。
有「百花齊放」的政策，有各級黨組織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莊嚴承諾，誰會想到等待「言者」們的是手銬和監獄！
直到譚天榮在北京大學刷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大字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說為胡風鳴冤；四川大學馮竹君發出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時，重慶大學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團委書記蒲世光，貼出了一張署名「非團員呼聲編輯部」的大字報，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團員學生們，喊一聲「反對唯成分論」罷了。
即使如此，全國大學生們的思想仍沒擺脫「愚昧和壓抑」的牢籠，也絕沒超過中共思想的封鎖圈。
譚天榮的大字報是以「中國共產黨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的口號為結束語；林希翎所吶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在壓抑之下的呼喊，這種同共產主義理論「靠攏」的姿態，並沒有絲毫感動毛澤東。
已步入專制迷的毛澤東，此時正在醞釀一次大規模的「陽謀」——向民主瘋狂揮動屠刀的「陽謀」。連蒲世光這種對「唯成分論」的小小反對聲，也沒有逃掉殘酷的鎮壓。蒲世光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捕入獄，並被處以二十年徒刑，儘管這個取名「非團員編輯部」的全體成員只有他一個人。(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