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 :中國萬事以”自由教育”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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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5日訊】 中國自古以來的思想家,對於處理國家事務,應該以什么為最急都曾經過一番深思遠慮。由於資源有限,他們必須考慮:”富”和”教”兩者應以哪一件為先?若用現代話說:就是”經濟”和”教育”建設哪樣為先的問題。大致說來,他們多半主張,先”富之”然後”教之”。
至於現代中國,自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被西方強國和日本一再打敗,一般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都認為中國過於”貧”、”弱”,如何使國家變得”富強”,成為第一緊要問題。
記得1960年代初期,美國最出名的中國問題學者費正清(JohnK.Fairbank)和賴希和(EdwinO.Reischauer)教授等人要我替他們合著的《東亞文明史》下冊《東亞:現代轉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書的扉頁上題字,我便寫了”富國強兵”四個字。應為我們都認為,這可代表近一百多年來東亞各國改革的共同目標,尤其在中國如此。
大概要到義和團事件以后,中國知識份子才迫切感到,在”貧”、”弱”之外,還有個”愚”,所以特別覺悟到”教育”的緊要。固然以來也有人這樣想到了,但這以后才特別迫切。所以嚴復在1902年就說:我國現在所最患的不是”愚”、”貧”、”弱”么?凡是可以醫治這”愚”、”貧”、”弱”的,我們都應該去做,而治”愚”尤為最急。為什麼呢?因為使我們”貧弱”而不自知的正是這個”愚”。拓這個觀察真是敏銳極了。他在以后八九年間都努力提倡以”教育”救國。接著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也在這方面努力過。
可是中國局勢迫切,而教育收效緩慢。病急求醫,隻好快刀理亂麻。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倫敦去看嚴復,嚴說:”中國的民品太劣,民智太低,即使有改革,除了一弊,又會生出另一弊端。為今之計,惟有急從教育上著手,或者可以逐漸更新吧”。孫中山卻答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你是思想家,我卻是實行家呀。”這次對話不但有趣,也很可說明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所面臨的難題,和所采取的解決辦法。
到了民國初年,正當五四時期,許多知識份子覺得經濟建設比教育更迫切。例如陳獨秀就說過:”什麼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緊。”直至1948年我初到美國才發覺:即使有了同樣的物質環境,若是人的知識不夠,經濟和高度文明還是建設不起來。所以教育仍應為先。中國教育本來發展得很早,可是多不是”自由教育”。學校多事官辦,圖書文物都由政府壟斷。
為什麼單有教育還不行,必須有”自由教育”呢?
“一言堂”的教育,尤其是新聞與出版都在一黨控制下,學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沒有比較便沒有選擇。這種教育,有時比不教育還壞,應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讓中國趕快來促進”自由教育”吧,我們再也不能拖延了!
——原載BBC,作者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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