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時勢變遷，胡風這個名字，對現在的讀者來說似乎是相當陌生的；本傳記前面几章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大革命的歷史，有關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的內部糾葛，以及抗戰中知識分子在各种政治壓力下從事進步的文學活動，在今天的讀者看來恐怕也是難以理解的，就仿佛是有人在說一段古老的神話傳說，讓人似信非信，疑疑惑惑，甚至覺得不知所云。不過不要緊，只要讀者耐心地讀下去，慢慢地，一些令人感動的東西就逐漸清晰地顯現出來——它就是歷史，一部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通過胡風這么一個現在似乎陌生的名字而得以流傳。
從50年代開始，胡風的名字在中國就成了不祥的象征，一個知識分子罪惡的代表。但從本傳記可以看到，胡風一生所追求的，恰恰是与歷史所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相反，他虔誠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党領導的政治革命，在五十年代初，他還歡欣鼓舞地寫了長詩《時間開始了》來歌頌毛澤東。可奇怪的是，他所有的追求、赤誠和歌頌都未能取信于當局，反而被視為异端，一再遭到不應有的批判、否定和
怀疑，就像歷史上的屈原，“信而被謗，忠而見疑”。由于對建國以來文藝實踐狀況十分憂慮，而自己堅持的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又遭到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歪曲和批判，便向最高當局上書“三十万言”，直陳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希望領導能過問一下文藝這領域。他万万沒想到，這樣做的結果卻是，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而且株連了家人和一大批知識分子，成了50年代我國許多文化災難中的第一件大冤案。這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故事竟會發生在人類已經進化到現代社會的20世紀，實在是令人太遺憾了，因而也實在是令人大心酸了！
本書寫到胡風在1955年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以后，在監獄里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是“空中悉索听歸鳥，眼里朦朧望圣旗”。這就非常典型地說朋了他的心態。可惜的是，這面“圣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還是在那儿“朦朧”著。傳記里寫到， 歷史像變戲法似地在那儿變著， 可是胡風的遭遇卻始終讓人扼腕嘆息：1966年，胡風的對手周揚一伙被打倒了，胡風并沒有按照監獄當局的要求，對周揚他們落井下石，反過來“揭發批判”一通，因此，他的命運不但沒有改變，反而罪加一等，由已到期的有期徒刑改判為無期徒刑。1976年，“四人幫”倒台了，胡風卻因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有毛批胡風的“按語”，又被与“四人幫”挂起鉤來批判，而且似乎比“四人幫”還要可惡，起碼是罪行不下于“四人幫”；“撥亂反正”以后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一般文藝界的冤假錯案都得到了平反，而胡風卻仍然不能出席，直到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不得不被平反時，還對他的“政治歷史”的問題和文藝思想問題留下了“尾巴”，甚至在他死后，一篇小小的悼詞， 還鬧了許多的風波，以至在去世7個月后，追悼會才得以開成！這么一件明擺著的政治迫害事件，卻要平反三次，可以說是极耐人尋味。盡管有些當初迫害胡風的人后來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可在這些人眼里，他們的受迫害是真正的冤案，而胡風卻是活該！這种政治上被視為异己的滋味，在今天政治觀念普遍冷漠的讀者看來，似乎很難体會，但對胡風來說，這精神上的打擊卻是致命的，正應了前几年流傳著的一句民謠：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見。于是，胡風從期望到絕望，從自信到幻滅，以至精神分裂，在幻覺中不斷感到有人在迫害他，摧殘他。但即使病到了這個地步，他心中真正期望的還是這面朦朧的“圣旗”，這面他至死也沒有真正望到的心中的“圣旗”。在這個意義上，當我讀到傳記最后，胡風夫人梅志將胡風死后三年才給以徹底平反的一紙通知送到老胡靈前那段時，我的眼睛不覺模糊起來了。
我說這本傳記越寫到后來越精彩，還有另一個意思。作者曉風是胡風的女儿。她也是個命運坎坷的人，生于戰亂的逃難途中，書中寫到四川的老鼠將嬰儿鼻子咬破一節，這嬰儿就是曉風。長于患難之中，才念中學，就逢1955年的大難，可以說是家破人亡（梅志的老母親死于憂患中），沒能受到高等教育，不得不在農場勞動了20年。苦難伴隨了她的大半生。直到冤案逐漸平反，政策逐漸落實，她才調到胡風身邊，擔任胡風的秘書，幫父親整理著作，編出了好几本有歷史价值的書籍。這次寫《胡風傳》是她第一次執筆寫長篇著作。看得出，前半部分的材料主要得之于她父母的文字材料，寫起來多少有點距离，但寫到后來，逐漸地把她自己所經歷的一些感情放進去了，特別是最后几章，如胡風在監獄里的一些情況和出獄后的遭遇，可以說是用血寫出來的文字，都很值得細讀。記得抗戰胜利后我來到上海，住在詩人覃子豪親戚的洋房里，胡風帶孩子來玩，走時將曉風留下陪我們。這時姑娘又瘦又小，病快快的，當晚就生起病發起燒來，我們夫婦沒有帶過孩子，急得不知所措，整個晚上就坐在她身邊護理她；惟恐她病得太厲害。今天我讀著曉風寫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著作時，我眼前不斷出現那晚上她燒得通紅的小臉。這人世間許多不可捉摸的命運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1995年11月在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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